燭光照亮維園 13萬人未了情

漫長的歲月，往往會沖淡人們記憶中的歷史事件；淚灑維園的哀傷場景，已經遠去。

但是，在許多港人的記憶屏幕，八九學潮的歷史圖象仍然清晰，他們依舊參與一年一次的六四燭光晚會，如同律師任建峰在〈底線〉（刊於《明報》）一文說的，每年六四，都與家人參加燭光晚會，風雨不改。風雨不改，是對維園聚會的不離不棄，是「毋忘歷史」的未了情。

6月4日晚，有約13萬人聚集於維園，紀念北京八九學潮26周年。他們悼念在青、少年時段就失去生命者，表達對民主的期待。燭光呼喚六四亡魂，惋惜他們早謝的生命；祝願他們在天國裏沒有黑暗，沒有壓身而過的坦克，沒有體內爆炸的子彈。

這種民間（公民）社會的集會，是對歷史事件的人文關懷，對自由、民主、生命價值等普世價值的認同；也是護衛香港兩制邊界、發揚人道主義之舉。

天安門母親說歷史責任

六四燭光晚會前，各地有不少紀念八九學潮的訊息。「天安門母親群」的六一公開聲明，針對李克強總理在今年3月人大記者會的談話：「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它要求當局承擔責任，交代真相，「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

6月4日，「天安門母親群」到萬安公墓致祭，悼念六四亡魂，當局並未回應六一公開聲明，卻派人「陪伴」、嚴密監控。

中國大陸80後、90後的一群留學生（古懿、封雲、陳闖創等），發表公開信《六四真相至今被掩蓋》，說出他們的「中國夢」：「在不久的將來，在還原歷史和實現公正的基礎上，每個人都能生活在沒有恐懼的世界。」

BBC發表記者蔡曉穎的專訪〈雨傘運動後香港年輕一代重新看六四〉和〈問卷調查：10名90後華人學生談六四〉，德國之聲則引述練乙錚在《信報》專欄的六四評論（http://forum.hkej.com/node/123105），紐約時報網有八九學潮專輯。

八九學潮時在北京、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張博樹，接受英國BBC的訪問，述評現在北京的新極權主義，提到權貴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是六四開槍的一個重大社會後果」。

各地傳媒和知識界未忘八九學潮，折射26年前的八九學潮，是深深刻印在許多人腦海的「集體記憶」。即使是90後的香港年輕人，只要接觸相關的歷史文獻、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一類的活動，也能對八九學潮有些了解。能從時光隧道審視歷史、尋求真相的人，是不會忘卻歷史事件的。

北京的八九學潮，是學生、年輕人悼念改革家胡耀邦的「移情投影」，和平請願的主要訴求是公正評價胡氏，勿再製造冤案（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00421.htm），反對官僚主義、貪腐和官倒，實現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平等、民主。

北京的大家長，原可回應學生，構建肅貪、廉潔的有效制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法治、自由、民主的文明之路。但是，他和鷹派開槍鎮壓和平請願，以維持「領導權威」。

這是有人性者無法承受的悲劇，受害的「天安門母親群」，要求當局偵查、問責、賠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香港「紀念六四」的集會年年喊「平反六四」，卻是脫離現實政治，也因此與香港90後有「代溝」。

香港「紀念六四」的集會年年喊「平反六四」，卻是脫離現實政治，也因此與香港90後有「代溝」。（攝：Tim.C Photos）

年年喊平反與現實脫節

八九學潮的主體，是和平請願的民眾，他們最有資格對這場群眾運動「定性」（是政治動亂還是和平請願），他們抗拒「動亂」之說。

任何歷史事件，不是由強勢當權者「定性」，而應是後人根據歷史事實作理性的判斷。八九學潮既然是社會大眾認同的和平民主請願，何需苦求當權者「平反」？

「平反六四」的假想，或源自簡單類比。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1978年就由官方宣布不是「反革命事件」，有人以此作簡單比較類推：八九學潮也很快可平反。

本人在很久前就分析，兩次天安門事件不能簡單類比，原因是：回朝的老幹部和等待「解放」並回朝的幹部，與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有利益關係。而八九學潮後的當權者（從接替趙紫陽者到後來的胡錦濤），都沒有需賴八九學潮的平反而取得權力者。

在中共十八大後，又有小道網熱炒新總書記上台很快會「為六四平反」，本人曾撰文分析，新權要上台言必稱2M（馬克思、毛澤東）、高舉毛紅旗，不可能有「平反」事（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30606.htm）。

「平反六四」的口號年年喊，小道新聞不時炒「即將平反」，是對政治生態變化的了解不足。這幾年，政局左轉，「亞文革」在擴展，主旋律是七不准、三自信、三絕對（絕對服從、絕對忠誠、維護領導絕對權威），哪有「政治寬鬆化」或「民主化」的景觀？

且先讀讀「天安門母親群」的六一公開聲明：2004、2009年，「天安門母親」還能在北京對受難者「集體祭奠」，2014年的「集體祭奠」卻「胎死腹中」，「更有甚者，當局對我們之中有的成員還進行了變相抄家」。

這是「亞文革」的一個「景象」。在此「景象」下，香港還高喊「平反六四」，還炒「即將平反」，不是與現實太脫節麼？能凝聚年輕人的共識嗎？

運用紀念館的場地，充實八九學潮的文獻，編出客觀的相關公民教育、通識教育參考書，豈不比空喊「平反六四」更實際？

續尋找真相情繫於維園

紀念八九學潮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意義不在「爭取」北京當權者為事件「平反」，而是讓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多了解歷史真相，幫助年輕人更多接觸歷史文獻，在獨立思考中尋找更多真相，對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有更深入的認知。

這類民間社會的活動，其薪火相傳的主要意涵，是尊重歷史事實，留下歷史記憶，說出歷史真相；提升對真與假的識別，對暴力和謊言說「不」。這正是許多港人參與燭光晚會的一個原因，也是人們情繫維園、風雨不改、不離不棄的動力之源。

（後記：本文上網前，略有補充、修改並增一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