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蕭鋼（wikimedia commons）
「深港通」剛在深圳、香港開通，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儀式上發表講話。兩地的運行甚暢順，在監管方面可望有良性互動。
北京政界、商界有傳聞謂，前主席蕭鋼可能復出擔任國務院新職。
有人說，上海市原副市長周波於2015年底受「嚴重警告處分」（因接受公款宴請），前幾天獲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級），上海《解放日報》於12月7日刊出復出消息。他的新職「規格」高於原職（每個省市的常委通常12人，比未列入常委會的副省長、副市長實際地位高）。
蕭鋼被「問責」9個月，可能亦有復出的機會。但也有人說，他被「問責」而下台，不太可能未滿1年就復出。
不管58歲的蕭鋼能否東山再起，他被「問責」的公平性仍受質疑。有人說，他是替罪羔羊，為熔斷機制的決策承擔不應由他承擔的責任。如何構建公平而又有效的問責制（對決策者、執行者雙向問責），是許多人關注之處。
不是拍板者 政策操作人
今年初，不健全的熔斷機制釀成股災，證監會主席蕭鋼成為眾矢之的。有的說熔斷機制是由他拍板上馬，他是股災的禍首；又說，去年7月「國家隊」入股票搏鬥場托市，也是他的主意，故必須下台。他已於2月被免職。
對於熔斷機制倉促上馬而失效，官方如追究責任，證監會及其主席是第一個「責任主體」，要負政策操作的責任，受到行政處分不足為奇。但是，蕭鋼實際不是熔斷機制和「國家隊」托市的最後拍板者。
應以解構的視角，分解「一黨領導」體制的權力結構、政策結構和決策過程，再重構「蕭鋼事件」的圖象。本人的解讀是：
第一，證監會是部級管理機構（中共十八大後升格為正部級？）。蕭鋼只是部級官員，在「一黨領導」體制的「定格量化」中，他的話語權只定格於部級，其「音量」不可能超越部級。
證監會的重要舉措，要取得財政部或央行的同意（或協調），對主管財政、金融的常務副總理負責，他扮演的角色，是政策拍板後的實際操作人（操作失誤、失效的第一「責任主體」）。
第二，就整個國民經濟體系而言，熔斷機制是股市微觀管理的手段，但牽涉宏觀經濟的金融危機防範，亦涉及國家安全、政治維穩和網控，故這個機制和「國家隊」入場托市的拍板權，不在證監會或財政部。
上述兩事如由證監會提出建議，必須上報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簡稱財經小組）等高層決策、協調機構批示；取得批示、拍板，正式成為「頂層設計」的政策。拍板後才能進入操作程序，由證監會負責操作。
中共十八大前，胡溫新政實行「九頭治水，分層管理」的「適度分權模式」；十八大後，改為高度集權實際一人拍板的新模式。新成立或重組的高層高規格決策小組的組長（或國安委主席），均由最高領導人兼任。十八大前由總理簽署的國務院經濟文件，現在大都改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兩辦」的文件下發。
從權力結構、決策模式的變化可知，涉及國安、維穩、深改、金融全局風險和網控的熔斷機制和「國家隊」托市，不可能「由蕭鋼拍板」。
足球改革事 非體總決策
且看足球改革，也非由國務院體育總局（正部級）拍板。
足球改革是由上層拍板，政治局委員、主管科教文體衛的副總理劉延東任足改小組組長，扮演落實「頂層設計」的牽頭人；體育總局的局長劉鵬，只是劉手下的操作者。
再看「全面兩孩政策」，也是上層的決定（中共中央計生6條22款），其「指導思想」之一是貫徹最高領導人「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政策並非由國務院衛生和計生委主任李斌拍板，她只是落實「頂層設計」的操作人。
蕭鋼有意引入熔斷機制，在政策建議方面頗為活躍，但不能因此而說他是決策的拍板者。涉及國安、政治維穩的政策，他沒有拍板權。
本文原題〈設立熔斷機制 蕭鋼是執行人〉，原載信報，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