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應增加大學學費

九七以後，什麼收費在香港一直維持不變？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回歸至今學費完全未變，每年42100元。政府的政策是以收取的學費彌補大學教育經常性撥款的18%，由此可見，學費不變也就是說政府向各大學提供的學生人均撥款，18年來也是沒有增減。

 

放眼世界，各地大學不斷調高學費，中產家庭飽受壓力，怨聲載道。以美國為例，從1995年至2015年，非牟利私立大學學費每年平均由19000美元增至32000美元（2015年幣值價格），公立大學則由4400美元增至9400美元。

 

 

若從大學學費與家庭收入中位數分析，則港美兩地家庭的學費負擔比較便清晰可見。1995至2015年，一個收入處於中位數水平的美國家庭，每名子女的公立大學學費，佔家庭總收入的比率由8.4%升至17.4%，在20年間增幅超過一倍；私立大學學費所佔比率自然更遠高於此。

 

1997至2015年間，同樣處於收入中位數的香港家庭，每名子女的公營大學學費佔家庭總收入比率，則由20% 降至14.9%；若將政府免審查家庭津貼計算在內，有關比率則由12.3% 降至11.3%。

 

1997至1998年，本地大學生每人平均獲政府補助16168元，但2015年則只有10364元，約為學費25%；大學生所享的補助金按年持續遞減，估計由於合資格家庭數目減少。

 

大學學費低廉，雖有助於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但會帶來什麼後果？低廉學費實際上是否善策？

 

升讀大學須在公開試取得高分，香港的家長和學生承受極大壓力，這情況雖非香港獨有，卻較其他地方嚴峻，原因有二。首先，取得大學學位的個人回報率特別高；其次，大學資助學額僧多粥少（約60000名學生爭奪15000個學額）。本地大學學額不足，是以尋求學位不免涉及「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成份，也造成大學教育回報率偏高。

 

2001至2011年，大學教育的個人回報率由20.8%增至23.6%（圖），此等內在回報率已將每名大學生所承擔的教育開支（包括因升讀大學而放棄的收入），以及比中學畢業生多收的終身預期收入計算在內。以一生人的就業年期為40年計算， 23.6%的回報率，已勝過 Warren Buffet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過去40年的業績表現。

 

 

如此優厚的回報率，在發達國家之中只屬鳳毛麟角，即使在發展中的經濟體亦不多見。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在中學及大學教育方面投資不足，造成教育回報率偏高，情況早已廣為人知，但與香港比較依然有所不及。

 

發達國家的大學教育回報率排名，依次為美國（15.1%）、澳洲（14.1%）、德國（12.8%）、南韓（12.7%）、英國（11.9%）、法國（11.8%）、瑞士（11.1%）、新加坡（10.3%）、加拿大（8.2%）、日本（7.4%）。

 

教育工作者和人文主義者均強調大學教育的目的並非為搏取高職厚祿。若此言非虛，則連同非金錢的收穫，大學教育的整體回報無疑更為可觀。

 

不過，大學教育既屬政府資助，個人回報一項並未包括相關社會成本，例如各種大學補助金和貸款計劃等，要是計算在內，則如圖所示，大學教育的社會回報率由2001年的11.9% 增至2011年的13.1%，仍是極為可觀，試問除此之外，有甚麼投資項目是40年均可獲取13.1% 的高回報率哩？

 

 

大學教育回報率偏高，引致多種後果。

 

第一，個人回報率偏高，容易誤導家長高估子女升讀大學的條件，以致過份擢力追求資助學位；一眾家長、學生未必真正瞭解子女或自身之升學能力，而只憑有關回報率的市場訊息作出升學決定。

 

第二，大學學額僧多粥少，公開試成為分配學位的唯一認授途徑，其他方式恐會被指有欠公允，甚或有被濫用之虞。家長和學生為於公開試取得優異成績，不惜採用填鴨方式，如此攻略是否有利學習可謂眾說紛紜，但過度依賴填鴨捷徑無助培育社會素所推崇的硬實力和軟技巧，則是殆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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