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行有一句諺語：「一等地師看星斗，二等地師看水口，三等地師隨山走。」這是指風水堪輿最高之「境界」是可以利用「北斗天星」布局選擇而不需要在山上尋找龍穴。因為傳統上《易經系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這是指天上星宿的布局，在地上的山川會出現類似的形勢，所以如果善利用天星選形勢，大可以用於建立國家首都、大都會，小可以用於小城鎮、小鄉村，以至家居房屋及墓葬。
天星七政四餘 漸趨式微
中國是古代五大文化古國之一，但至今天，除了印度有希望進步外，其餘三國已變成歷史名「國」，中國至今天是唯一成為經濟、政治軍事上世界第二的強國，直接威脅美國霸主的地位。這一點與中國首都選在已有800多年歷史的「北京」有很大關係，因為從堪輿角度，北京之布局規劃符合天上三大星垣之一的「紫微垣」布局，所以雖然在歷史上因時空不配，有起有落，但興旺起還是可以「領導」世界，生生不息。
但今天懂天星又懂風水的「大師」寥寥可數，中國天星七政四餘漸趨式微，不少年輕人反而對較簡單的西洋占星趨之若鶩。這一點與學習中國占星要懂天文知識，現代七政書籍不多，及要看古籍之外，古代禁止「私習天文」也是占星不能廣傳的原因。在唐律及明律法中有明文規定除了皇家欽天監外，禁止私習天文；明代甚至指出，如果有人「報串」舉報他人學習占星，他人罪名成立後，更可以在抄習天文者其家時找值50両之財物給舉報者作為獎勵。
甘石星經 世上第一本占星書
中國人對天文的認識與中國文化一樣久遠，河南濮陽出土的一個墓葬中已出現葬主左右有貝殼堆砌成的青龍白虎的形象，其頭頂更有用人骨造成的「北斗」形象。戰國時，甘德、石申都著有天星之書，統稱「甘石星經」，是世界上第一本占星之書，湖北出土戰國時代曾侯乙墓隨葬品中，有一個漆箱內有青龍白虎及二十八宿的形象，印度人雖然也聲稱是「梵歌」中，最先定位二十七宿，但無客觀歷史證據，此漆箱成為歷史上中國人已定立二十八宿最早的證據。湖南長沙出土漢中山王墓中也存有一些觀星看隕石流星的記錄，可見中國人觀星的認知。
中國漢朝至唐代初年占星天文以五星二十八宿為主，「開元占經」是唐化開元年間由印度人瞿曇悉達主持修載，但到了南宋末年便失傳了。到了明代萬曆四十五年間（1617 AD）程明善在修一古佛重新裝金時，在佛腹中重新發現此書，此書內容只有天地、日、月、五星、廿八宿、動物、植物、魚蟲之占算。其中引述多條已失傳的甘氏、石氏及漢代占星之著作。
系統融入歐西人概念
唐朝後期，由中亞粟特人傳入波斯（今日伊朗）的拜火教（又稱袄教），其十二星宮、羅睺、計都等「隱形」星宿傳入中土（註：羅、計是太陽黃道與月亮白道之交界點，故此未有真星，但它倆在占星上產生很大的作用，在天文學上可以用它來預計算日蝕與月蝕之出現）。
歐西人因受一神教影響，凡事非黑則白，異端排他觀念很重，中國人概念以「既容乃大」，所以很容易把羅睺、計都、月孛、紫炁等四餘星及西洋十二星宮納入占星系統中，取其所長而用。只是名稱上有異，例如以遼代出土墓頂十二星宮圖來看，「處女座」古稱「室女」，「雙子座」則稱陰陽，也是孖人象，而「人馬座」則是一個人手拉一隻馬，而不是西洋魔戰人首馬身之象。
由於唐至明初之禁制，中國占星未有太大發展，到了明初因為元末中文典籍之流失，朱元璋不因為門戶政治「偏見」而命回人馬哈麻翻譯波斯阿拉伯天文家闊認牙爾（971-1029）的占星書，阿拉伯是承傳波斯的學問，所以明清兩代天文占星以回回曆為計算基礎，也加入了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內容。到了明末，由於耶穌會教士被天主教廷主流迫害，視為異端，所以不少教士長途跋涉來華傳教，今天教宗是出自耶穌會也是一個天理循環。
引用科學 計算曆法
這批傳教士不少是飽學之士，他們利用其「科學」天文知識使中國士大夫入信，所以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有不少傳教士成為宮廷建築師天文師及畫家，有人甚至官至四品。在康熙時，欽天監內西方傳教士與用回回曆計算的傳統欽天監監副楊光先出現矛盾。在康熙八年（1669年）兩派人物測驗立春，雨水兩節令的月亮火星木星行度，結果傳教士南懷仁測算準確，被任為欽天監監副。楊光先年老被遣返原籍後死於途中，因此也把曆法改用西法計算，而康熙也痛恨因為舉朝無一人懂天文，因而「專志於天文曆法二十餘年。」
中國計算曆法因為用西方科學方法而準確了，但耶穌會傳教士反對占星等「異端」學說，所以反而占星學漸漸式微。到了清末民初，五四運動，信德先生、賽先生，49年後來「除四舊、三反五反、文革」一連串運動，占星更雪上加霜，少人問津，所以才成今天的局面。（待續）
天星與風水 3-1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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