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命不渝」是我對管仲最神往的一句說話，而且從中重新探索出一種重要中國古代文化「信」。
老子說「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並且說了兩次，這句話實在不簡單。這兩個「信」字意思並不相同，但在多翻推敲和研究後，才確定這兩個「信」字的意思。第一個「信」字是政權對人民信諾，第二個「信」字是人民對政權的信任。但在幾千年前，又不是選舉提出政綱，那麼政權會對人民有些什麼信諾呢？除了確保人民的生活，便應該再沒有其他了，這便是「信」。
在《管子‧小問》篇提到，「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然後管子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管仲答話中說「信也者，民信之」，便就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的正面說話，「信也者」的「信」，便就是「信不足焉」的「信」。
矢志不渝地福澤人民
管仲再補充說「澤命不渝，信也」，矢志不渝地福澤人民，照顧人民生活，便是「信」，這是管仲回答齊桓公如何治民，這個「信」，明顯就是說明政權有一種照顧人民生活的社會責任，跟着「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人民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難以生活，這便是「仁」，亦同樣是《管子‧侈靡》篇所說的「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的「仁」，也是《管子‧戒》篇所說「以德予人者，謂之仁」的「仁」，同樣也是《管子‧立政》篇所說「大德至仁」的「仁」。這個照顧人民生活的「仁」，便就是《道德經》說的「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的「仁」，貫通整個《道德經》所講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
《管子‧正》篇說「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夠以「信」施政，就是「正紀」，也就是中國古代傳統「政者正也」的理念，也就是《管子‧法法》篇所說「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這論述，貫穿了中國古代的整套政治理念，便是照顧全民生活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
這照顧全民生活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並非施舍，而是「壯有所用」，有能力工作的都能夠工作，憑自己勞力養活自己一家，無能力工作的，才受無償照顧，即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整個「信」的政治理念，可以說是繼承自「大同」的和諧社會觀念。
那麼怎樣「壯有所用」，便是施政政策所在。讓人民自食其力，即是為人民建立一個可以生活的營生環境。在古代農業社會，所謂營生環境，便是有田可耕，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同時還包括監督農業運作的措施，以便正常生產，所以《管子》中有大量農業運作措施的記述，現在看來似乎簡單，但在兩三千年前，算是十分先進。
《道德經》還補充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對於能善於工作的加以改善，不善於工作的當然亦要加以改善的了，最警世還是下一句，信任政權的，政權會保障他們生活，不信任政權的，政權同樣保障他們的生活，這便是權力社會責任的「信」，即是「德信」。
從德信看現代社會
兩三千年前甚至四五千年前，實在太遙遠了，現在亦不是農業世代，但人要生活這基本人權，卻從來沒有變過。談古並不是思古之幽情，而是溫故知新，反覆思量，為何現代會有失業問題？為何會有貧窮問題？現代人都好像麻木了，竟然習以為常，難道就把責任推給自由市場便算了？因為結構性的失業貧窮問題，是會帶來社會不安，甚至社會動亂的。《管子‧大匡》便說「夫不信於民則亂」，橫觀世界，多少社會動亂便是由生活沒有保障而引起，這道理似乎千古不易。
古代這個「信」字，帶出的「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應該對現代社會極具啟發性，一個社會出現失業和貧窮，應該是政府負的責任最大。而這權力社會責任照顧社會，就是一個營造營生環境觀念，古代農業社會有農業社會的營生環境，現代進入新時代，亦應該有新時代的營生環境。
香港回歸後，政府一直強調營造營商環境，在數十年前，營商環境可以帶動建立營生環境，但高科技發展改變了營商環境的生態，漸漸與營生環境脫節，甚至開始破壞營生環境。營生環境不同於營商環境，營生環境是確保人人有一份工作，可以解決食住問題，養活一家。營商環境只方便企業營商，難以確保人人可以謀生。在營商環境中，企業經商有其營商專業選擇性，在市場競爭下，會出現發展不均，使謀生工種選擇性不斷萎縮，形成一種壟斷，變相謀生機會由市場上的企業操縱着，在其他國家，這便是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在香港，雖然數字上失業率回下至2.9%，但是，行業及工種開始趨向集中，尤其是趨向集中服務業及飲食業，這是不健康，這便是年輕人總是覺得沒有出路的原因。
我們必須注意營商環境與營生環境之別，在營造營商環境之餘，亦要注意營生環境的發展和配套措施，使社會營生取得平衡，人人能有謀生和發展的機會，社會才會和諧。管仲「澤命不渝」這句說話，實在並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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