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壇，湯家驊算是個「另類」。從香港資深大律師、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到立法會議員；從組建公民黨、創立智庫民主思路，到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一路走來，似乎愈來愈走向建制。但他說他初衷未改，他進入政界的目的就是希望在香港可以有溫和的力量，堅持和中央溝通，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最高程度的民主。
從成立《基本法》23條關注組，反對就《基本法》23條倉促立法；到組成《基本法》第45條關注組，力爭在2007、2008年實現雙普選；到反對五區公投，以溫和手段爭取普選；到提出2017年普選政改方案，反對泛民的公民提名，獲得中央認同，如今他卻感嘆有生之年，普選的希望難以成真，香港已經錯過了實現普選的機會。
滄海桑田。環顧全球，這是一個極端路線對立的年代，中間路線幾乎找不到生存的空間。曾幾何時，45條關注組曾經是香港市民最熟悉的政治團體，原因就是專業和溫和的形象，以及能夠與中央溝通這樣的優勢而獲得香港人的認同。
但湯家驊依舊不放棄，在退出公民黨之後，他創立智庫民主思路，並擔任召集人，依舊希望能夠為溫和的中間路線發聲，但2016年立法會選舉一役以失敗告終。他感嘆溫和中間路線的失敗，不僅僅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而且因為北京沒有給中間溫和的路線成功的機會。
2017年7月1日獲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委任為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希望能夠成為行政會議中溫和的民主聲音。這一舉動引起了原有同路人不同的看法，加上一場反送中事件，智庫中部分重量級人物紛紛退出。如今，他把重點放在培養香港未來的政治人才上。
他是否香港政壇的唐吉訶德？但香港需要更多不屈不撓地走中間溫和民主路線的人。
政治思想成熟了
問：湯先生，非常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我一直非常欣賞您堅持走中間溫和的路線，假若香港選擇走中間的政治路線，相信情況有機會比現時好得多。但很遺憾，香港沒有選擇走這條路線，相反更是出現了今天這樣如此對立的狀況。在開始討論現狀前，我特別想了解您從2003年跟梁家傑、余若薇等多名法律界人物組成 「二十三條關注組」，及後當選成為立法會議員，再在2005年與關注組骨幹成員組成公民黨，您的政治理念給外界一個感覺就是一直在變化，您怎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答：如果要談起我的政治之路，我想應該要從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說起。這是2000年的事，我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前，其實是有點不問世事，不關心時事，更不關心政治的。但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後，我發現無論在處理大律師行業或維護法治的工作上是不能缺乏對政治的認識。從那時開始，我強迫自己多看政治理論的書，嘗試培養自己有一套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及理解的中、英文表達能力。
當主席前，我可以說是不懂說、亦比較少用中文，因為在工作上、在家裏都是以英文為主，更不用說閱讀中文報紙。但當上主席後，我發現要讓別人需要明白我所講的話，尤其是在推廣香港法治的時候，如果不懂用中文表達，是有弊處的。因此，從那時開始，我就強迫自己學中文和看中文報紙，對政治課題也要多加接觸，多加留意。
如果要我作自我評價，那時跟現在的主要分別在哪裏？我想是我的政治思想成熟了。在很多課題上，我經過了十多年的深入研究，特別是當了立法會議員後，透過不同的層面，包括與中央官員或與內地學者的溝通和交流，我尤其對於「一國兩制」所面對的政治考慮加深了了解。有很多人問我是否變了，我認為自己在政治理論上並沒有改變，但我的政治思想確是成熟了、深入了，個人表達能力也強了。這便是我自己覺得與以前有所不同的地方。
希望矯正公民黨 尋回組黨時的初心
問：當年創立公民黨初期，跟民主黨比較，大家覺得公民黨比較溫和。從中央的角度來看，認為公民黨可以替代民主黨，並起更積極的作用，但後來不是了。公民黨對中央來說前後變化很大，但您跟公民黨的主流不同，覺得要走中間溫和路線。為何您最終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答：對於這個看法，我明白外人為何對我有這些觀感，但這個觀感是錯誤的，並不正確。其實，當年我當選立法會後，即由2004年開始，我其實是推動成立公民黨的主要靈魂。我由加入立法會的第一天開始便認為我們需要組織一個政黨，我有一套看法，我亦將這個看法在不同時段跟多位當時稱為 「45條關注組」 的成員分享，並說服他們。當我說服一位後，第二位有變卦，第三位有變卦，最終都是在我家中說服了其他三位 「45條關注組」 的成員來決定組黨的。
我覺得我推動成立公民黨是有自己的一套理念，那套理念到現在也未曾改變。這個理念就是，簡單來說，我當時認為民主派欠缺一股溫和的力量，即是中間政治理念。當時，民主派只有幾個黨派，我們認為前線政黨太偏激，民主黨太草根，民協太地區性。那就是說，在民主運動裏，缺乏了一種中間溫和的力量。我當時的看法是前線太偏激，當然跟現在的政黨比較也不算什麼，他們的受眾是比較偏激之民主派人士，一些壓力團體。民主黨很草根，他們的受眾是基層人士。那就是說，香港大多數的中間人士，所謂沉默大多數或者是專業人士，並沒有任何政黨能夠代表他們，亦沒有政黨照應他們，因此成立公民黨，希望有一個新的溫和政黨面向這大多數的香港市民。
當時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是堅持要和中央溝通，要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最高程度的民主。其實，這些都寫在當時公民黨的黨綱內，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從前的湯家驊和現在的是沒分別。可惜，我必須承認我在2015年接受失敗了。這個黨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接受我創黨時的那一套，被偏激的年輕人帶領，偏離了當日組黨時所定下的方案和路線。其實，在公民黨成長的期間，到2011年五區公投的時候，我開始察覺到公民黨偏離了組黨的政治理念。從那時開始，一直到2015年我退黨辭職，我都是花了很多心血，希望矯正公民黨尋回組黨時的初心、組黨時的路線，即是溫和中間的政治路線。但很可惜，我並不成功，我亦必須承認。
因此，到了2015年，在公民黨否決政改方案後，我便毅然辭職。其實，那次辭職是一年前決定的，我看到公民黨將會否決政改方案，我便決定當公民黨否決政改方案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宣布退黨，而退了黨我覺得自己亦必須同時辭任立法會的職務。這是因為我認為當時的議席乃以公民黨黨員之名䇔得，我不想因為留下來而欠了公民黨一個人情，加上我不是一個戀棧權位的人，既然於公民黨的工作失敗了，我便應該負荊引退。大家可能留意到2015年退黨前的一個月，我已開始組織籌備現在的民主思路，而民主思路的政治方針正就是公民黨創黨時的政治方針；其實我是在做完全同一樣的東西，同一個目標，同一個政治理念，只是我之前是以組黨的形式，而我發覺組黨的那套行不通，所以我改以智庫的形式，希望從另一個角度推動改變社會政治文化。我覺得既然我改變不了政黨，我能否改變社會呢？可否由社會影響政黨的發展呢？所以整個思維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從另一個角度以達致目的，所以我是完全沒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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