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個月，筆者先後在湖北恩施、湖南懷化等地走馬觀花式地行走，發現一向被視為落後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將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適逢中美貿易戰處於膠着狀態、中國經濟正面對「嚴峻」的「驚濤駭浪」，農村的這種變化無論是從社會還是經濟角度看，似乎正起着「穩定器」、「壓艙石」的作用。
我曾有一個比喻──中國的摩天大樓有多高，城鄉之間、城市人與鄉下人之間的差距就有多大，理論化定義是「二元化」結構。
農民工，社會變革代價最大承受者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有人認為是產權制度改革的收效，有人認為是打開國門，引進西方資本和技術的結果，官方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無論哪種解釋，歸根到底都是農村、農民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當年農民們簽訂「聯產承包責任制」合約，為高層找到可以「借助的話語和邏輯」，撬動前30年陳舊、僵硬體制的經濟改革由此開始。以對外開放方式成為「世界工廠」，如果沒有數億廉價勞動力這個條件，也只是一種奢望。「農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語）。這些年，農民工被戶籍制度擋在城市之外、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讀書、農民工的權利保護都是極富爭議的話題。
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
這次湘鄂行，筆者去了湖北恩施、利川、湖南懷化、湘西等市、沅陵等5個縣、若干村鎮。得到的印象是，農村正在施行由政府主導的「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中國農業大學李小雲教授語）。從社會管理角度看，村級管理和控制在加強，每個村都由村支部主導，很多地方村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政府下撥的各種款項均由村委會發放到農民手中，而村委會又實際為村支部所領導。
掃黑除惡、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這三項由最高層主導的行動正在衝擊着農村的每一個角落。官方公布的掃黑除惡典型案例中，村委會主任為非作惡、截留、貪污扶貧等款項的佔相當比例。當局在十九大後啟動這個為期三年，使用和反腐、環保相同的最嚴厲手段──派中央督察組到各省實地督戰。
今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打好掃黑除惡的『綜合試卷』」的評論員文章，稱「掃黑除惡不單是一道如何懲治犯罪、維護治安的考題，更是一套整肅貪腐、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基層治理的綜合性試卷。」如此看來，掃黑一方面表明當局對基層政權失控的憂慮，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賴於這個「神經末梢」去貫徹執行。
雖然村支部、村委會並非正式政權組織，但由於村級集體經濟除了賣地、租地收入，大多為空白，目前這兩個組織運作主要是依靠上級政府撥款，所有它們成為一級事實上的政權組織。在外人看來已經結束的計劃生育，目前仍在農村施行中。湖南永順縣小溪鄉一幹部說，農民仍然重視傳宗接代，如果前兩胎是女孩，一些人就想生第三胎甚至四胎。我們的對策是早發現、早動員，但不會像過去那樣強制打胎，而是用徵收「社會撫養費」方式做處罰。
精準扶貧
此行途中多次遇到農民主動稱讚習近平，緣由都與「精準扶貧」有關。鳳凰縣千工坪鎮黃沙坪村一農民說，他的家庭被列入貧困戶後，政府按照每人25平方米的標準，給了4萬元蓋新房專款，加上自己的錢，用20萬蓋了一個兩層的新房，而且每年政府還有其他補助。
永順縣小溪鎮的幹部認為這種做法欠妥。「如果他有錢蓋那麼大的房子，怎麼會是貧困？」「我們這裏按照貧困戶每人25平方米的標準撥款建房」。
在該鎮遇到一個年近50的婦女，夫婦二人在外面打了十幾年工，沒有來得及在偏遠鄉下蓋新房。就被列入貧困戶，政府不僅為他們在芙蓉鎮附近蓋了新房，而且每年還有各種補助。已經做了奶奶的她感到無比幸福，到姐姐家串門時，不時對着手機低聲吟唱。
相比之下，她姐姐一家就沒有那麼幸運。夫婦二人也是在外面打工多年，用積攢下來的錢在村口蓋了個三層樓房做客棧生意。
問男主人為什麼不是貧困戶？他答：「我是『四類分子』」。四類分子？我很驚訝，難道40年前以階級劃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四類分子」死灰復燃？他說不是那四類，而是「有房、有車……」
這個在廣東、浙江、雲南多地有打過工經歷，見過世面的山裏人既坦誠，又狡黠。問他這個房子有多大？他說幾百平方米。我說上下三層，不可能！他不無尷尬地說：「說少點好，說少點好。」
公平向來是一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難事，如今城裏人分割上代人留下的家產，上演了那麼多幕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悲劇，更何況在有2020年完全消除貧困「硬指標」，暗藏着千絲萬縷、錯綜複雜親族關係的農村？
從小溪村去鳳灘碼頭的小巴上，半個小時車程，包括司機在內的車上幾個當地人始終議論一件事──精準扶貧。他們的方言我只能用猜的方式略知一二，但其中一兩句聽的很明白：「3000元就是貧困？現在養頭豬、幾隻雞都超過3000元了。」的確，用一個數字作為全國的統一標準，僅就地域而言就不那麼公平。
這次順江而下的沅江發源於貴州，過去曾是西南連接華中的交通動脈，鐵路和公路的出現令它的功能退化，沿岸城鎮變得冷清，一些地方更加閉塞和貧困。例如曾有「小南京」之稱的湖南瀘溪縣浦市鎮，過去的檣帆雲集盛景已經成為過去，鎮上最熱鬧的日子可能只有陰曆逢二、逢五的集市。
農村「大基建」
這種局面正在改變中。除去已有的重慶到長沙、杭州至瑞麗的高速公路，時下政府正在修建從杭州經常德到貴陽的高鐵，建成後西南與東部沿海的聯繫會更加暢順。
微觀方面，按照振興鄉村戰略的規劃， 每個村落都要修通「硬化度」80%以上公路的指標，所謂「硬化」就是瀝青或水泥路。此外村村通電、通自來水、互聯網覆蓋、電視進村，這些工程雖然以村為單位，但是以全國270萬個自然村計，就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筆者在山區鄉村的「脫貧攻堅」公示欄看到，很多貧困都是由於「交通落後」或「交通不便」造成，脫貧方式是「易地搬遷」。全國貧困地區中，這種「交通不便」或「生態補償」的搬遷也應當是一個天文數字，其中為這些搬遷者蓋建新房數量也將相當可觀。
依此判斷，繼城市大規模基建基本完成後，未來中國下一個「大基建」應當在農村。
農民工返鄉
經濟不景氣不僅表現在股市，農村也感受到經濟下行的陣陣寒意。在位於沅江中下游的五強溪水電站附近一個鄉間餐館，雖然已是午餐時間卻很冷清。夥計說由於經濟不景氣生意差了很多。「原來江邊有很多做沙子生意的，現在都見不到人了。」
官方公布的數字稱，自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至去年9月，全國共有48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相信一年後的今天又有相當幅度的增加。除了農村發展、就業機會增多，沿海地區一些工廠裁員倒閉都是原因。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東部沿海許多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被逼裁員，據稱當時有2000萬農民工被逼返鄉。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從當時為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回到北京後，撰寫報告提醒中南海注意這個變化，因為這些農民工當中一些人沒有真正回鄉，而是滯留在重慶的廉價旅館裏消磨時光。中國歷史上「流民」向來是統治者的心頭大患，多次大規模社會動盪都與流民有關。
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高層和社會沒有因此公開表現出太多擔憂。筆者在農村接觸到一些返鄉農民工，他們或幫助家中打理農家樂、客棧，或在本地找些事做。偏僻山區請一個普通勞力，每天人工150元。如果考慮背井離鄉等因素，在當地每個月若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中國農村目前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農民可以把獲得承包權的土地以流轉的方式委託給其他人耕種。這種制度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認為只要通過土地私有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農民通過賣地獲得原始資本後，方可自主創業，進城做生意，最終現代化和城市化。
2000年以來每年有半年時間在農村生活、寫作的內地作家韓少功認為這是書生的想當然，它是「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財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幾年前筆者在廣西陽朔與農民交談得知，當地一些農民獲得徵地補償款後，用這筆「意外之財」賭博，很快就被揮霍一空。
韓少功的看法是：「家庭承包責任制儘管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卻是社會巨大的穩定器，是給一大半老百姓社會保障托底。其微觀經濟效益如果不是最優，但至少有宏觀的社會效益最優──至少讓中國不至於成為全球第四個貧民窟大國。」他認為，巴西、印度、墨西哥世界級貧民窟的出現，源於土地被過度兼併。
在家鄉有土地、有住房，農民工面對經濟波動，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避風港」，這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吧！
新鄉村主義
以農村為研究方向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雲認為：「2006年政府取消農業稅，標誌着農民和國家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政治角度來講，隨着農民數量的減少，他們正在成為稀缺的政治社會資源，正在變成各種政治力量競爭的對象，農民正在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能動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他將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稱之為的「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這種政策符合中共的「初心」，因此具有政治基礎。
筆者一位朋友的父親上世紀30年代初參加中共，近年回鄉下江西吉安扶貧。問他鄉親是不是很感謝你們？回答是：「完全沒有。當地人認為早就應當回來報答當年他們對紅軍的支持。」
2010年後，城裏人享受的改革「紅利期」接近尾聲，對於國家未來發展方式的分歧明顯擴大。目前的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只是農民享受改革「紅利」的開始，支持政府現行政策在他們看來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李小雲教授認為，「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第二個作用是「投資鄉村相當於創造新的需求」，這符合發展理性。深圳某旅遊公司正將湘西鳳凰縣一個完成「生態搬遷」的舊山村進行整體改造，可能就是李教授所說的「投資鄉村創造新的需求」的案例。
此外，「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在多個基本面上整合了『左中右』關於鄉村問題的主張，建構了一個超越各種力量的道德框架，這個道德框架是高度去政治化的，不是說我代表左的力量或右的力量，在弱勢主義上大家都會同意。」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力圖構建一個超越改革開放議程的新的政治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