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變特首

 

香港與澳門的行政長官制度是建基於行政主導，當年的構想可能是沿用英葡統治的總督制。可惜《基本法》制訂時北京沒有作認真的研究，多偏於港澳當時既得利益的考慮，短期的政治計算多於長治久安的制度設計。

 

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立法會採比例代表選舉制，而不是英國的單議席制，理由是擔心代表中方的本地政黨政團，在選舉中敵不過親英的民主黨派。我相信參與者、議決者都不會相信比例代表制是對少數政治主張者的維護。中國的官員與香港獻策者只看眼前，結果今天當極端和激進少數政治出現之後，在比例代表制下可以取得立法會議席，並藉此作為他們政治主張的平台。

 

 

同樣地，特首的行政主導方法，以為有公務員的支持，權力集中於特首，便可實行行政主導；英國委任的總督可以做得到，中央政府委任的特首也可做得到，卻不明白，港督只是代理人，統治香港的還有整個英國政府。當時中央政府領導的天真，更在於讓董建華單身赴任，不懂現代政治的複雜，不明白香港的政途險惡，還奢言撒手不干預。英國治港時，除總督等英派官員控制決策和行政系統外，還有司法、警察（包括可隨意用政治理由把香港居民遞解出境的法律），還有不公開的香港與英國派來的情治部門。

 

此外，英資財團與美國勢力也構成統治的權力結構，稍懂一點西方政治學，便知道權力精英、權力集團的作用。港督變特首，便製造出回歸後管治的大陷阱。

 

 

中國的官僚體制與官僚文化是根深柢固，比起法國和德國，影響更深遠。當然，官僚體制有其合理之處，是一個理性化的組織方法，便於上下縱橫結合，管理龐大的公共事務。像德國的，素以效率見稱。等而下之者，則官僚容易變成貪污的寡頭政治集團。中國歷史上從來都對官僚集團加以控制，所謂皇權與相權之爭。在西方近代史裏，更以政治所代表的社會既得利益來抗衡官僚所把持的國家機器，民主制度的演化便是為了制約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 。

 

 

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怎樣對社會與國家作有效的日常治理，卻要同時防範官僚主義和官僚集團，防止政權被政權的經理人所篡奪？此所以毛澤東對「死官僚主義分子」痛心疾首，也不惜政治成本來不停地對之清洗，四清、文革的更深層意義是共產黨政權與官僚之爭。中國的近代例子比較戲劇性，主因是毛的性格、能力和他對中國社會部分利益的號召力。在其他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問題依然存在，例如歐盟，更有各成員國的政治與歐盟官僚體系之爭。

 

過去20年的大貪腐，是中國官僚與政權失去了控制，朋比為奸。習近平的反貪腐則是先在政權內集權，再清洗整頓官僚集團、官僚體系與文化，與歷朝整頓吏治相同。

 

把中國問題放在歷史和中外經驗的範疇來看，可讓我們突破幼稚的政治化意識形態，看清楚問題，也容易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