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閱讀了《經濟學人》評論英國政治形勢的文章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文章認為，現時英國內閣對COVID-19 的抗疫工作表現得過度自信。約翰遜需要吸納反對黨組織聯合內閣來共同應對問題，仿效當年邱吉爾首相於二戰時期邀請工黨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加入其戰爭內閣。
過去英國被兩種政治現象主宰。其一是「革命式政治」（politics of revolution），旨在顛覆整個英國的政治狀態，如近期剛成功的硬脫歐；其二是「做政治秀」（politics as performance or spectacle）。無可否認，政治人物是要在社會大眾面前「表演」，如英國首相必須每星期前往國會回答問題，性質與行政長官及各級官員在立法會回答議員問題一樣。而「做秀」脫穎而出的，近年來便有文章引述的約翰遜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前者曾任記者，深諳公關技巧，懂得利用傳媒宣傳自己；後者更廣泛運用推特，只要關注他的帳號便能跟貼政府的施政決定。
數百年來，西方國家富庶繁榮，人們認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使國家強盛，民主制度逐漸被視為普世價值。香港目前的情况與英國十分相似，去年反修例風波體現所謂的「革命式政治」，發起和參與抗爭的人鼓吹「攬炒」，意欲玩一場「零和遊戲」推翻現行制度。回顧香港的民主發展，以立法會選舉為例，自1985 年起設立功能組別，舉行間接選舉。1991年舉行直接選舉，其中18 名議員由9 個地方選區一人一票直接投票產生。市民選出代議士是為了向政府表達意見和謀福利。然而，在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往往向官員提出挑釁性問題，有些問題更與議題無關，或者因為政治目的，不惜拉布，拖垮民生議案。
來自法律界的議員也政治掛帥
議員不履行自身職責，這些行為真是為了實踐民主嗎？不，這正是上述的另一種政治現象「做政治秀」而已。
《經濟學人》文章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提到「做政治秀」的政治現象，香港也愈演愈烈。自2008 年我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便發現議會中不乏「政治表演藝術家」。當中佼佼者為有人稱「長毛」的梁國雄，以出位行為吸引市民眼球，後來黃毓民和陳偉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譬如，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生果金需要資產審查的政策時，黃毓民突然向他扔擲香蕉，於是翌日所有媒體的重點報道變成「掟蕉」，轉移了市民的焦點，沒人留意政府的政策了。
及後，這三位泛民舊同事多次「拉布」，終於一次在2012 年被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也因此鬧上法庭。2013 年上訴庭裁定立法會主席有權根據《議事規則》終止冗長辯論。後來，泛民可能認為「拉布」威力不足，於是出新招施壓，變得愈來愈激進，他們先後策劃違法佔中及多場大型遊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挑起市民情緒，只求爭取選票。
其實泛民立法會議員中不乏專業人士，平日大家在走廊上遇到也以禮相待。但一旦在鏡頭前，他們便會激動起來，聲嘶力竭，甚至衝向主席台前大吼大叫，表現判若兩人。甚至是來自法律界的議員也政治掛帥，鮮有循法律理據就議題發表意見。政客成為demagogue，只懂得煽動社會大眾的情緒獲取掌聲，把道德倫理底線拋諸腦後，勢必引發政治危機。
事實上，不論是在英國還是香港，愈來愈多人不滿現時的政治趨勢。同時，也請各位思考，「民主」變為民粹，不能發揮正面作用，為市民謀求福利，這樣的民主不是走入死胡同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