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問題是一體兩面 —— 一國兩制再啓蒙 （下）
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 Continue reading
戰略轉變第二步：兩個「寄希望」
戰略轉變第二步，和第一步幾乎同時開始。「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關鍵，是如何攻心服眾。説是容易，但很難避免墜入兩個陷阱，特別是上年紀的人：其一，訪親尋舊取暖；其二，漠視新生事物。目前香港政改是否歷史重演，正正掉入這兩個坑？
兩岸高層一直有聯絡。1972年周恩來和尼克遜談判時，還不經意透露一點，令尼克遜吃一驚。但都老了，派往香港接觸的熟人，還老死異鄉。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同學，所以兄來弟往，以爲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哪怕藏污納垢，台灣問題就能解決。這就是長期執行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政策：只要能把領土要回來，再獨裁再反動都可接受。往後的一國兩制的論述，還刻意預留這模糊地帶，保留在憲制以外的合作空間；但《香港白皮書》不知是刻意還是無意，但我猜是大意，堵死了這空間。
然而，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新一輩生於國府遷台後，因爲是戰後嬰兒爆炸一族，人口還特別多。從小背詠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受越戰保釣洗禮，難免旨在反威權尋定位。
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海外支持島内新生代的人士，也成受害者，備受打擊。特別是1976年「陳明忠事件」後，中調部還發動其海外追隨者聲討；而今回顧，可以説，七十年代冒出的台獨，中調部功勞很大。
國民黨抓共產黨罵，怎麽辦？
首先，要向新生代致敬；他們堅韌不拔，成爲今天社會的主流，帶領台灣進入新境界。而面對内地這種打壓，必須按中國特色的方法應對，要做好功課。首先要搶旗幟，繼而戰略包抄反擊，細節不便說。但當時北京的消息來源難免一左二窄；相反，多年來海外人士掌握大量及時的島内一手公開和不公開信息，數量之大，部分要在1978年在香港辦《消息報》，通過左派系統印刷，在内地内部發行，以翔實的資料説明官方論述外還有客觀論述，證明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已行不通，還會起反作用。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我們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不僅調整了政策，還爲「台灣人民」解禁。鄧穎超日後當上第一任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後，還爲不能更早改變戰略向保釣人士道歉。
兩個「寄希望」的思路，是個突破，但一點也不容易實施。拉攏當局、建制派容易，手段也簡單，給點好處加個頭銜往往奏效。贏取民心則困難多了，往往淪爲「蛇齋餅粽」。而官員錯誤的執行，反過來足以動搖一國兩制之本。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臨門一腳
完成兩個戰略轉變還不夠，畢竟國大慣性也大，還得通過偶然事件，讓必然的趨勢實現。
1980年1月，鄧小平發表講話，題爲《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此題目是很有自信的最高領導在歷史轉折點才用），重點是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現在看來，想在八十年代完成統一，是異想天開；當時雖然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但都沒辦法。我手上已經沒有原稿了，但總是覺得現在發表的版本在輕描淡寫這問題，因爲鄧確實有點飄飄然。
首先，國際形勢相對穩定。中美已經建交，中日也簽了友好條約，台灣領土問題徹底解決，何況中美之間雖然有對台售武的麻煩，卻已開始軍事合作（能解讀９－Ｃ，就你懂的），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合作空間還要擴大，延伸到國外。
其次，有關部門爲補其前期不足，矯枉過正，顯然是情報和判斷的嚴重錯誤所致，但也投鄧所好，因爲他多次表示：「由我們這一代來實現，實現統一，遲不如早。」要説明，1978年以前，台灣工作主要是軍事和情報，如地方的對敵鬥爭領導小組下設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當時黨中央尚未成立後來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更沒有國務院港澳辦、台辦，這些是1978年底才草創，班底不齊，尚未能真正起作用。
很快就認識到判斷錯誤，也加快鄧滅掉中調部的決心。此後兩年，逐步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和多面性，必須全面系統地論述。更明白兩個「寄希望」不能偏廢，特別是不能僅靠兩地權貴坐下同意就行，還要顧及人民接受與否，並且要仔細處理多方面的具體事務。
較成熟的表述，是一年半後的「葉九條」。這是葉劍英在1981年國慶時的講話，即「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葉九條」提出或重申九方面的具體措施，如：「自治」、「保留軍隊」、「三通」等等。雖然第一條還是强調黨與黨對等談判，但其他細節確是照顧到台灣人民的利益。雖然立刻被台灣拒絕，但不失爲談判的起點。條件成熟了， 一國兩制雛形已呼之欲出，就待合適機會宣布。
走向一國兩制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首提一國兩制。官方記錄是：
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着想和對待這個問題。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全美華人協會成員多是美國學術界知名人士，首位會長是楊振寧；我有幸參與成立該協會，但當天我剛到秦城用膳。李耀滋是第二任會長，但和其他學者經歷不同，抗戰時期在國内，成立中國第一家飛機製造廠。他在MIT任教多年，交友甚廣，奇遇甚多。
鄧小平選中此場合，一方面是該協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是知道李耀滋能傳話給蔣經國。李耀滋對此很低調，日後只願意說蔣安排章孝嚴、蔣彥士和他見面，事情真相還待台灣方面公開有關文獻。幾個月後，廖承志就寫信給蔣經國；有沒有因果關係有待研究。
要傳遞的信息估計分三各層面，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意義：
首先，在政治層面，闡述了在「一國」前提下的制度對等政治安排。
第二，在操作層面，是從長計議，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引君入甕的手段，不會輕易更改取消。
第三，在心態方面，是誠心包容根本性甚至對立的差異。
人心向背，就看執行的寬嚴。從寬執行，一國兩制可能成功，反之必敗。也要清醒認識到，沉重的歷史包袱，執行傾向失之於太嚴。
這三條之外，和香港有關的還有第四條。鄧小平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會見戴卓爾首相時表態說：
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一國兩制]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台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麼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註一）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同一問題的兩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因爲香港回歸了，就各走各路，變成兩張皮，把一國兩制貶成「統戰手法」。
可以用以上幾條衡量北京是否信守諾言。
一國兩制：走向明天
重溫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不是爲了推測其日後成敗，而是想説明其來之不易，更擔心其去之也快。
回顧整個歷程，在短短幾年内完成兩次戰略轉變，確實不易，算是個創舉。遺憾的是，這要歸功於幾個影響力日益遞減的要素：
首先，當年文革剛剛結束，痛定思痛頭腦清醒，急迫要找出路，不得不虛心聆聽不同意見。
其次，當年台港澳問題決策程序簡單，尚未設立各層機構，所以並未官僚化。更因是窮親戚，溜鬚拍馬攀援的勢力不多，所以另類合理意見容易「短路」正常渠道，得到采納，更因反饋及時，有利形成成熟的政策。
第三，香港/海外一直起到特殊作用。最好的例子是新華社副社長祈烽；他雖然領導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但香港回歸問題提出後，因有國外工作經驗，顯得十分理智和剋制。當時有關部門籌備拍一套有關香港的紀錄片，他讓我過目劇本，發現多處未能擺脫「左」的陰影，遂立即終止該計劃。三十年後，在幫忙解決一起所謂「間諜案」時，他還透露曾建議新建立的台灣辦事機構不要稱「對台辦」而應稱「國台辦」，避開錯誤的敵我意識。其實，黨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也應放棄延續戰爭年代的稱呼，改爲中性的台灣工作領導小組，避免錯誤的心態潛移默化影響工作。
逝者如斯，一國兩制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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