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政策的歷史回顧與課後服務對策

新中國成立以來，各部門頒布的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政策文本多不勝數。1978年以後「減負」相關的主要政策文本包括：

《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十項規定》（試行）（1983）
《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1988）
《關於重申貫徹〈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的通知》（1990）
《關於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全面提高教育品質的指示》（1993）
《關於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意見》（1994）
《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2000）
《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2013）
《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2018）

當社會大眾呼籲減負的時候，減負政策文件的出台便成了不得不做的工作；可是數十年以來，政策的效用如何？有沒有任何測評體系予以評估？民間是一無所知的。此外，減負政策是由政府、學校、教師和家長去實施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還是所有都不符眾望呢？

由減負到增負

1988年國家教委頒布《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若干規定》，雖然這些政策內容三令五申要求縮短中小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但是當時廣大的中小學並沒有真正的早早放學，因此也就沒有給課後服務留下活動時間和空間，家長們也沒有形成看護孩子的服務需求。

進入90年代，隨着素質教育推進力度的不斷加大，中小學減負問題進入改革深水區，從1993年發布《關於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全面提高教育品質的指示》到2009年教育部《關於加強中小學管理規範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發布的十多年間，陸續有十多個減負相關的文件發布，作為減負措施中重要環節的「不得上課超過6小時」也逐步落地。國內很多中小學（尤其城市中小學）都開啟了3點半左右放學的模式。

那時，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也使得家庭結構發生變化，產生了「核心家庭」和「雙職工家庭」。中小學生放學與家長下班產生時間差，「孩子無處去、家長看護難」的「3點半難題」由此產生。為滿足家長需求，解決中小學生放學後「看護難」的問題，部分中小學校始設「晚托班」，主要承擔監管與看護職責，這成為中小學課後服務的早期形態。在託管需求逐步擴大、義務教育階段功利化傾向加劇，以及社會資本的強力介入下，晚托班逐步衍生出「學業補習班」、「課外興趣班」、「藝術培訓班」等額外收費的託管項目。

2017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要逐步開展中小學課後服務，説明家長解決按時接送學生困難的問題。意見要求課後服務工作遵循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自此開啟學校課後服務新時代。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要求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準，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同月，教育部召開新聞通氣會，要求秋季開學實現義務教育學校課後服務全覆蓋，課後服務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從此，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進入由減負到課後服務增負的階段。

增負在不同層面的呈現

課後服務是指「學生在周一至周五學校規定的放學時間後參與的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活動」。課後服務與常規的課堂教學相互補充，對於鞏固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教育實踐中存在對於課後服務概念窄化和誤解的現象，主要理解為以下三個方面：

課後託管的同義詞；
課堂教學的附屬品；
校外補習的替代物，一味追求「偏難怪」的習題訓練。

基於對課後服務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多個層面有下列不同的呈現：

在教師層面，他們不僅要在白天承擔本職的教學工作，還要在放學後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指導，存在工作時間延長、心理壓力增大、身體負擔加重、權益缺乏保障、角色可能加碼等5類問題。具體而言，雙減政策落地，對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的負擔問題也更加突出。本已承受教學重擔的教師，課後服務又擠佔了他們備課、學習、休息的時間，工作時間的延長和工作量的增多令眾多教師苦不堪言。

另外，由於教師提供課後服務所應得的報酬方面，缺乏相關政策的支持和明確的法律規定等原因，導致部分參與課後服務的教師額外勞動收入較少或無償，合法權益也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在家長層面，主要存在自主選擇受限、服務實效懷疑、學業成績擔憂、服務需求不一、經濟負擔考量等問題。課後服務具有「自由自願」原則，家長可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彈性選擇是否參加。但是，在課後服務開展過程中，為方便安排和管理，部分學校採用「一刀切」的方式讓學生統一加入課後服務，忽視了家長自主選擇的權利。

另外，由於課後服務不屬於義務教育範疇，家長需支付相應的課後服務費，對於部分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在學生層面，研究發現，學業負擔加重是學生層面上呈現的主要問題。雙減政策指出：課後服務要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普、文體、藝術、勞動、閱讀、興趣小組及社團活動」。目前，學校在實施課後服務的過程中存在形式化、機械化的傾向，將服務功能、內容、過程簡單化，學生多元需求難以滿足。

課後服務不符初衷

課後服務的初衷是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消解家長焦慮，但在教育內卷化、唯分數、升學論、超前教育等觀念的影響下，家長們開始擔憂孩子「過度減負」，甚至讓孩子5點半放學後進行1對1的私補，課後服務反而使得學生參與校外輔導時間延後，陷入「負擔過重──減負──負擔過重──再減負」的怪圈。

黃顯華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客座教授、伍宜孫書院資深書院導師。曾任課程與教學學系系主任、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教育博士，曾任三所小學、兩所中學教師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學顧問，及參與世界銀行在中國的教育技術援助項目協調工作。曾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教師教育與教師資格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學術評審局、香港各大學學術評審委員或校外考試委員。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教育學會課程專業委員會顧問、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兼職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西南師範大學及首都師範大學客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