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校長走了

校長對香港與中國沒有承擔和歸屬感，不可能帶領全校師生。

封面圖片：港大校長馬斐森（亞新社）

華人與洋人校長

香港大學洋人校長突然辭職，不管是甚麼理由，都屬好事。作為香港最古老的大學，港大在香港有着標誌性的意義。在殖民地時代，港大校長由洋人出任是無可奈何，因為殖民政府不可能對香港和香港所屬的中國有任何承擔。但即使如此，70年代開始，當英國政府開始籌劃與中國談判不平等條約的續約，港大跟隨中文大學，均改由華人擔任校長。

本來，回歸之後，香港的大學更應革除殖民地的因素。可是，實際的情況卻是在港大倒行逆施，由洋人替代華人擔任校長，且沒有令人崇敬的學術地位，僅只是洋人，其他大學的校長也絕大部分是外國籍或有外國居留權的華人。

相對於港大在回歸前的兩任華人校長黃麗松與王賡武的中國人道德心態，回歸後的外籍華人顯得更外國化。即使年少時在香港生活過的，也看不到多少香港社會與中國文化的痕迹。隨着香港的大學愈來愈追求所謂國際化，追求國際排名，大學師生和教學研究愈來愈脫離所屬的土地，變成飛地式的英美大學分校。由是，教授的科研論文出版愈多，對香港乃至內地的實質貢獻愈少，學生更發展出脫離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傳統和實際情況，妄談自治、獨立。香港的大學變成不是推動社會發展，反成製造破壞的絆腳石。港大在這個過程中，更顯然有帶頭作用。

校長對香港與中國沒有承擔和歸屬感，不可能帶領全校師生。教授可以有外國學者，校長則應立足香港與內地。洋人校長走後，換誰呢？

大學治理

港大校長辭職令人關注大學的治理。大學不同於企業，也不同於政府的官僚部門。

大學的工作是做學問，研究與教學，以及技術轉移、知識普及等都建基在學問上。而學問一是不停地從學習、反思中演變發展。二是不可能像大眾化、商品化工業生產那樣，有多少投入便有多少產出。我們還不知道學問和知識產生的複雜過程是怎樣形成，關鍵是學問與知識的生產來自具體的人，而人的複雜性包含着人的情緒、動機等主觀多變因素，不可能標準化、量化。或許未來世界可以由人工智能替代人，但這違反倫理，也同時產生出更多的未知因素。在目前，學問轉變為商品化生產的結果是分數上升，畢業人多但質素下跌。國際名校的教研和治理只有保持傳統，才可不理會商業化的國際排名干擾，維持質素和創新發展的能力。

香港的大學近年的問題是商品化，變成標準化生產，卻不易維持質量水平。在教師方面，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標與教學的主觀指標使教師的教研愈來愈脫離社會、脫離學生。在學生方面，教學的重要性下降，卻以抬高分數來掩蓋，更缺乏人性化的師生關係，變成商業消費模式。而大學校長，不是帶領學術發展，也不以人格感召學生，更多的是討好學生，縱容學生的劣質行為。香港的大學校長若不是中國人，怎樣教導學生對國家、社會有歸屬感、有承擔的精神？

大學治理不能請企業的人來管，否則便成學店，破壞教育。

原刊於《東方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陳文鴻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1992－2016年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2010年兼任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香港中央政策組珠三角研究小組成員、香港新機場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規劃遠景及策略研究小組的專家顧問。2013年2月開始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近年研究重點為中國的發展戰略，從歷史、全球化以至地區和產業。並從中國出發，聯繫至中國與歐洲發展的比較，以及東亞地區的產業和經濟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