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政治，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電影的劇情，往往反映政治的現實；現實中的政治，也好比電影一樣富戲劇性。沈旭暉以電影為引子，揭開世界歷史上的政治佈局。他出席香港書展世界視窗講座，以電影中的國際政治為主旨，與讀者從遠古的公元前時代，談到近代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本社將一連兩天刊登講座內容，本文為上篇。
在過去十年，我經常希望令「國際議題」這冷門的題目在香港普及化，曾嘗試用體育、音樂、動漫等作中介，但對比下，似乎最有效的還是電影。通過電影來閱讀國際關係有不少好處，除了上課時可以播片，沒有那麼沉悶之外，影像化也是我們理解抽象概念的重要助力。
如果這是一個學術研討會，我們會放一些簡報來講述方法論，例如什麼電影可以如何去使用、如何配合不同的理論如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但今天是面對社會公眾，所以就集中講述一個單一課題：從電影閱讀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及香港的涉外關係。在香港這個我們日常覺得這麼狹小的地方，其實和世界還是有很多聯繫的，只不過近年本土主義興起，我們好像比較關心1,100平方公里內的事情，但其實這個地方和全球的互動在過去200年，從來沒有或缺過。這裏挑選了大概20部電影，希望立體觀察香港與世界有何互動。
當香港捲入中國不同勢力的角力：《十月圍城》、《色，戒》及《老港正傳》
談及香港涉外關係，其實香港開埠時期，就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港口。在港英時代，香港與大英帝國的其他殖民地港口像是一個「循環系統」，與新加坡、馬六甲、亞丁港、錫蘭的可倫坡等等，關係頗為密切。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涉外關係捲入中國因素，變得愈來愈政治化，因為中國局勢不斷改變，而每一次中國局勢改變，都牽涉到一些所謂「外國勢力」。這麼多年來，香港就是外國勢力集中的地方，我們經常都聽到愛國媒體談論這題目，無論認同與否，都不能否認歷史上香港確實是扮演着這個角色。
我們由歷史的時序、地域的近至遠說起，所以先說《十月圍城》。這類講述香港參與中國革命的電影有很多，我喜歡集中看香港如何從中與外國打交道，因為中國革命時，不同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及日本，都喜歡用香港作為中介，很多中國大陸不容許的政治活動，也會在香港出現。所以這類劇情為以香港作背景，其實有一個宏觀的視角。近年有個說法叫「中國好，香港好」，但歷史規律似乎卻是「中國不好時，香港才會好」。當中國有內亂時，不同國家的精英會來到香港，內地的精英也會來到香港，往往反而是香港最精彩的時候。
為何在《十月圍城》，孫中山多次革命，都會看到香港的影子？我們看看他的革命履歷，香港、夏威夷、新加坡等地，都是他的革命基地，反而在國內沒有什麼根據地。可見當時香港的身份，不止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反而和其他海外港口一樣，被革命人士看作同一個系統，能夠增加華裔、大中華等身份在革命期間與國際社會的互動。
到了二戰前後，另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電影是《色，戒》。通常朋友看《色，戒》都是看某一兩幕，但我們關注是另外幾幕，因為香港的角色設定得很有趣。在30、40年代，除了國際角力外，還多了中國國內不同派系，所謂漢奸政府或汪偽政權，都在利用香港。這就縮影了當時複雜的環境，有國民政府、有地下共產黨、有汪政權的人、有日本的人、有西方勢力的人、亦有港英的官員。那時候，香港的格局就變了一個微型「冷戰」，各方人馬都齊集。《色，戒》等最精彩的布局，其實就是這個，如何觀察不同人在這麼小的地方，為達成不同的目標而各為其主，早就超越了純粹男女關係。
另一個我們經常提到的，有「國際勢力」參與的事件，就是「六七暴動」或「反英抗暴」，也是趙崇基導演現時拍電影的題目。這個題目很好拍，也很難拍。有一套戲叫《老港正傳》，就是講六七的，拍了出來後，反應相當兩極，愛國陣營認為它不夠愛國，另一邊則認為它過份偏袒。其實，六七除了本身有中國文革的色彩，亦有其他國家的影子。例如美國軍艦越戰期間來港、或者不來港，蘇聯特務六七期間在香港不斷做情報搜集，都是事情演化的國際因素。當時甚至有一些印巴裔警察在前線鎮壓而被殺，令有關國家也發出外交朝會，實在是上佳電影題材。
香港、台灣與日本：《玻璃之城》與《烈火青春》
雖然殖民時代消失了，香港和那時候的宗主國，畢竟還會交纏下去，浪漫化殖民時代的電影也會早晚出現。回歸後的《玻璃之城》，以港英時代的精英大學生活為脈絡，就有強烈的懷緬情愫。我們可比較台灣的《海角七號》，它將日治時代的台灣與今日台灣做了藝術加工，令兩者很緊靠。有很多看完這電影的觀眾，沒有經歷過日治時代，對日本的管治卻產生了頗浪漫化的想像；近年其他有幾套台灣電影，例如《Kano》等，也有類似效果。香港未來會否出現這樣的電影，去重構殖民史呢？我想是肯定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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