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
1980年和他認識,事源複雜,不妨多寫兩句。89年「六四事件」後他順水推舟平反我的錯案,再度交集;而回歸前後則幾度涉及香港,包括解放軍用地和港珠澳大橋。這些交往,都極具中國特色,也幸好不涉錢權利益。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幫幫這個「年輕人」
第一次接觸江澤民,是由汪道涵撮合,要我幫幫江這個「年輕人」,而最後正如汪所設計,江和我一起審查第一家中外工業合資企業(註一)。
1978年12月共產黨第11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改革、開放」,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這是歷史轉折,即古書一再所言的中興,挽救了瀕臨破產的國度,賴此得以延命。此前我被邀請當顧問,遂離開Baker & McKenzie法律事務所,投入內地的政治漩渦。
極左當道經年,必須追補落後:不改革,開放不能持久;不開放,只會回到死路。開放、改革的目的,既是要以各種方式引進外資,技術,但更重要的是要引進現代管理、管治經驗。
1979年7月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合資談判頓成時髦,儘管當時尚未有公司法,連會計制度也在爭議,必須邊談判邊創造。較早草簽協議的一項是迅達電梯,由一機部下屬的電梯廠和瑞士迅達電梯公司夥同香港怡和集團簽署(註二)。
問題是內地缺乏經驗,更缺乏有關專業人員,早期的項目問題都不少。更嚴重的是各種歪理當道,加上政治生態、人事問題,耗時費事。我1979年初就介入吉普車合資談判,項目看多了,要前瞻後顧,已習以為常(註三)。
迅達電梯問題特別多,但居然沒有公開的異議聲音,恐怕只有我通過不同平台講解其缺陷,捅了馬蜂窩,高層不得不面對,要找官方「醜人」揹黑鍋。汪道涵深諳政治操作,推薦其門生江澤民,要我幫幫這個「年輕人」,以險棋奇招取勝。
3個深層次問題 交織難辨 傳承不息
該項目的具體法律、經濟問題不便談,但概括而論,問題分三大類,涉及知識、意識形態和人事。
知識問題難免,畢竟封閉多年,脫節落後不足為奇,只要認真虛心學習,給以時日必定能彌補,不為過。擔心的是,一方面封閉鎖國是文化風土病,不乏辯護士,定期鬧出歪理支持閉關鎖國,周而復始;另一方面,一如各變革年代,必定冒出一票子政治投機分子,哎呀專家,周而復始。
意識形態更嚴重,政治領域的「寧左勿右」等等問題外,還蔓延到專業領域,施虐多年。連現代的借貸記賬會計制度也被標籤為「西方資本主義」,來了一次「會計革命」,炮製出一套所謂「中國人發明」的「增減會計法」(註四)。1979年,我還要開班講解財務報表,也安排最早一批香港會計師上京幫忙和開班培訓(註五)。一場糊塗賬,幸好合資「實施條例」的「徵求意見稿」第一稿就確定要合資企業:「採用各國通用的借貸計賬法記賬」。但問題在其他範疇要鬧到1992年才定奪,全國走現代國際的路。
而最為嚴重的是人事問題。迅達電梯項目因有高層贊許,曾是他手下的,按官場習慣難免有所避諱,這包括當時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副總理級)、常務副主任(部級)、副主任(副部級),其他級別更低的官員則更難以啟齒。後來問該高層,他其實只是籠統支持搞合資(也算是重要政治表態,因有一股逆流,打着國家安全,一刀切反對重點企業對外),對項目具體情況不了解,該怎樣就怎樣。
審查會由江澤民坐中間主持,我坐在他右手邊;會議很成功,因事前已有所溝通。江難免抛出幾句英語,有點不着邊際,我要枱下用腿提醒他。會議時間不長,但影響很大。日後投資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建南特別告訴我,他寫了兩份表揚報告,意指一份向下傳達,另一份向高層匯報,特別提到年輕人「有擔當」(註六)。
汪道涵成功一子落赢來滿盤活。
食過返尋味
未幾,冒出問題更嚴重的項目:石油系統簽署的協議,別的缺陷不説,部分在計算長期現金流時,居然沒有用上複利。鑒此,幾位地球物理、地質界專家聯署了一份有關報告,也請我提供一些法律和經濟意見。
報告送達鄧小平,他做了批示並轉發其他領導:「秋里、谷牧同志:請你們約集一批專家,好好論證一下。」趙紫陽也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給予重視。海上石油開發,即與外國合作方案,應認真組織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並注意聽取不同意見」(註七)。原報告連同眾領導的批示,匯總成1981年「國務院二號文件」。
難免食過返尋味,又一次運作,指定由江澤民會同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主持規模龐大的聽證會(註八)。
會議1981年3月23日至4月3日召開,很成功,找出了問題;遺憾的是日後的報道以及被審查對象的回憶錄,因政治和人事原因,完全扭曲了會議的前因後果,但只要對照「二號文件」就能明白緣由。會後,江澤民有機會向高層匯報成果。
我沒有參加會議,只從旁協助,因高層已在春節團拜時打招呼,告訴我政治日趨複雜,不便久留,所以正匆忙着手清理手上的多項項目,並準備6月北大學期結束後返港。
後記
1982年我入住秦城監獄,豁然在報上看到江澤民主持會議,取消外貿部成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整合各部門功能,去除此前外貿部一個部門壟斷的流弊。這正是我推動多時的建議,當年港澳工委曾傳達我這方面的建議。為慎重起見,我早已跟盧緒章打招呼,還特別返港家訪華潤老總做思想工作,但很遺憾,後者是老外貿,一直想不通。
再次和江交集,有待六四事件後多位老同志督促他平反我的「間諜案」;他也巴不得,因為我的「罪狀」,包括看到「國務院二號文件」以及他主持的聽證會資料,正是怪事無奇不有,世事因果承負糾纏,但也有利回歸前後解決一些中港問題。
註:
- 文化大革命後,官場按年紀三代同堂,按觀點三家村,構成複雜不健康的縱橫捭闔生態。汪道涵即日後兩岸汪辜會談的主角,時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也剛在他極力推薦下從局長擢升副主任兼秘書長。二者交情很深,文革前汪在一機部當副部長,過年就帶着江到處拜年。我此前在別的項目已認識汪,特別欣賞他文革時的膽量。當年我有機會共事的,年紀很多是我的三倍;江則近乎二倍。
- 瑞士方面的談判代表即近年向M+博物館捐贈見證這時期的星星美展珍貴藝術品的Uli Sigg。
- 早期較糟糕的,要算幾家酒店,投資資本不到一成,九成舉債,債務還由國家銀行擔保,幾乎是無本無風險生利,但個別項目投資方是領導的海外親屬,只得無奈。我當上盧緒章(他夥同國民黨元老陳果夫成立的廣大華行1948年和華潤公司合併,時任旅遊總局局長)的顧問,終止這類投資,後來更舉一反三,推廣到所有合資項目最低實出資額為三成,令很多外商失望,也得罪一批官員。
- 中國傳統記賬法從龍門帳演變出四角帳,已具複式記賬功能,能適應一般買賣活動,算相當成熟,但難適應現代核算。現在國際通用的借貸記賬法,首先在清朝海關大規模應用,有利減低貪污,但因是由英國人主管,成為日後政客炒作的議題。民國年代,會計方法之爭是君子學術討論,但一面倒投靠蘇聯後,就完全政治化,貽害兩代人。我有幸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前輩李文傑共事。
- 我赴京前和廖瑤珠、陳子鈞成立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立即派上用途:第一位能深入看到內地企業賬目的,是應邀幫我查看吉普車合資談判資料的陳文裘。難以置信的是,我當上中信法律顧問,向公司的管理層講解財務報表,居然被公司第一任黨委書記指責為散播資本主義,左得可愛。
- 周建南即周小川父親。
- 即余秋里、谷牧、康世恩3位副總理,分別主管能源、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
- 參加論證會的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科委、人大法制委員會、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地質部、石油部、財政部、外貿部、外交部、國家海洋局、中國銀行、貿易促進會、中國地質學會、地球物理學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等24個國家部委、新聞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