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民權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權、民生、民族主義，似乎講漏了民主，其實不然，因為民權已包含了民主的立法權、和天下為公等概念。民主的意思，是人民有權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時選出國家或地方首長、立法機關議員和政府管理層，如有不滿，人民可在下一次選舉中將當權者開除，這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民權當然大過民主，因為它包含了民主以外的東西，如法律、基本人權等，例如多數人便不能致少數人於死地。

歷史上的民主與民權

古時的人類社會，其實是有3個權力中心的：君權、教權和民權，分別代表着君王、宗教領袖和平民百姓。民權在歐洲文藝復興前是極之薄弱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以至生死，全由君權和教權規範着，而君權是最強的，但有時亦要與教權平分秋色，例如在十字軍東征的200年間（約1100-1300），羅馬教宗的權力便達至頂峰，曾將一些君王玩弄於股掌之中。當然，中國便從來都無教權可言。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民主是人類發展的總趨勢，是人類生存的終極目標，只不過，真正的民主，是近代才有的，二戰前，全球約只有20個民主國家，即是說有八成的國家，是在過去一個世紀才有民主的，推進速度不算快。更有學者如一些中國大陸的，因為民主有不少缺點，堅持認為不適用於某些國家如中國。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周報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分析，指出現時在聯合國的164個會員國當中，約有65%是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有59個國家是屬於專制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一，它的民主指數與烏茲別克、白俄羅斯、蘇丹同級。

民主是近代的產物，但民權的爭取，早在歐洲中古時代的下半期（1000－1500）已開始，亦即是西歐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215年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的制訂，這是一個英王與某些子民，如擁有土地者（亦多是貴族階級）之間的契約，最初只是英王同意當向全民開徵新稅時，必須得到國會的同意。這亦是英國君主立憲制、國會制之始，在之後的700多年期間，英王的權力便不斷被國會蠶食，到如今只剩得虛名一個（言則英國皇室仍是全國最有錢的家族之一），而國會的參選和投票權，亦不斷地擴散到英國各階層。

民權在歐洲大陸一些地方，早在英國《大憲章》之前已存在，例如在意大利半島上的多個「共治國」（Republic，並不是今人理解的共和國），如威尼斯、熱亞那、翡冷翠（佛羅倫斯）等，以及德意志地區中過百個自治小國、城邦國。有些更如古羅馬共治國（Roman Republic）時期一樣，是沒有君王的，但亦絕對不是全民每人一票的民主，只是某些特權階級才享有參選、投票和統治權。但在這些國度中，老百姓已享有頗多的民權。

歷史上的教權

而教權的上升比民權更早，是在十字軍東征前50年的「第二次格里哥力宗教改革」（Second Gregorian Reform）開始，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y VII，1020－1085，1073上任，亦有譯作格里哥力七世），在上任前已大力推行教會的各項重要改革，他亦極力維護教權不受君權的干預，甚至鼓吹教會是上帝的人間代理人，位高於任何世俗機構包括國家，這明顯是對君權的挑戰。

額我略任內便對地位顯赫的亨利四世（Henry IV，1050-1106）開刀，他同時是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德意志王國、意大利和勃艮地（Burgundy）王國的國君，幾個回合下來，亨利最終不敵須向教廷求和。額我略死後10年，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到臨，拜占庭（即東羅馬帝國）國君向當時教宗烏爾巴諾二世（Urban II，1035-1099，1088上任）求助，對抗東來的突厥侵略者，因為往耶路撒冷朝聖的通道已被他們阻擋着。

烏爾巴諾跳過西歐的國君，直接號召平民基督徒組織十字軍東征（Crusades），在隨後的200年間共發動約10次的大規模東征聖戰。一直以來，天主教會有眾多下屬的教團（Catholic orders），分軍事與非軍事兩大類，專為十字軍東征而設的共約有30個，而非軍事團會便更多，有著名的本篤會（Benedictine）、道明會（Dominican）、方濟各會（Franciscan）、耶穌會（Jesuits）等等。所有教團必須得到教宗的認可，並受其監管，亦要向他效忠，當然便享有各類教會的特權如免稅，而所有參與東征的人，更獲得教宗的嘉許和一些教會的報酬。

君權對教權的反擊

教權的衰落，在十字軍東征後期已開始，這是君權對教權過分膨脹的反擊，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解散各個十字軍團會，首當其衝是「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它被法王菲臘四世（Philip IV，在任1285-1314）用法律手段解散，並沒收其龐大的財產。隨後他更與教宗博義八世（Pope Boniface VIII，在任1294-1303）發生正面衝突，博義一度被法軍禁錮。

之後，菲臘安排法裔親信進駐整個天主教高層，並最後取得教宗皇位，繼而將天主教總部由羅馬城遷至亞維農（是當時法國控制的南部毗鄰小鎮），在此建造更大和奢華的教宗宮殿和教堂，這便是著名的「亞維農教廷時期」（Avignon Papacy，1309-1376），在這67年期間，教廷基本上成為法王的傀儡。

到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宗教革命時期，教權開始被抬頭的「極權王權」（Absolute Monarchy）邊緣化，其實，路德若果無德意志地區某些君主和貴族的保護，早已成為人肉叉燒。宗教革命有一個淨化作用，它將基督教交還給基督徒，亦同時把教堂與世俗的政治舞台分隔開，這便是今人的政教分離原則，現已成為一種普世價值，除了基督教國家，不少回教和佛教國家亦一樣。

16至19世紀，是歐洲王權的鼎盛期，多個君王都有「大帝」的稱號，1500’百年紀中有西班牙的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有法國的路易十四世（Louis XIV）、1700’有俄國的彼得一世（Peter I）和嘉芙蓮二世（Catherine II）、1800’有德國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到了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時期，教權便完全失去直接影響政治的能力。

民權運動與中國國情

但王權的極權化，便迫出民權的冒升，引來啟蒙運動各先哲的鼓吹，如霍布斯（Hobbes，1588-1679）、洛克（Locke，1632-1704）、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1694-1788）、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人。

雖然17、18世紀的3個民主政治革命──英國（1642-1688）、美國（1776）、法國（1789）──只得美國取得永久性的成功，英法兩國不及20年便復辟回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但民權的上漲勢不可擋。在一戰後，君權在全球各大國中逐漸消失或退位。在非共產政制國家中，政府多數是由民主選舉產生，每隔4、5年便再選一次，無權力終身制。在共產政制國家中，尤其是有憲法列明政府必須由一黨專政的，《經濟學人》周報便給予較低的民主指數。

孫中山將民生放入「三民主義」內，是他對國情有充分的了解，當年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解決民生問題，與民權和民族考慮同樣重要。雖則如今大陸的GDP已達到世界頂級水平，但人均GDP仍落後，就如李克強總理曾指出，國內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1000元」，即是說我們14億的人口大國，仍有四成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而習總書記亦曾痛斥一些國人的顯富擺貴、揮霍浪費行為。也許解決這四成人的溫飽和安居，其急切性仍大過民主政改，就如孫中山的遺訓：同志尚須努力！

香港人對民主的企求，也許受到鄧小平的過分樂觀影響，他期望2047年大陸的民主進度，會與香港的接近，所以便有他的「50年不變」承諾，他更曾言「我還要說，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可參閱筆者前文〈再來一個五十年不變〉，灼見名家，2019年9月5日）。港人對民主的錯判，主要是對大陸、共產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委實不夠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