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特色是爭吵嗎？

 

剛才盧會長的引言，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是儒家所建設的「富而好禮」的社會，但百多年來，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我們失去方向了。我們被迫回應西方，先後有過洋務運動、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然後接受科學與民主，更要反傳統。這是一個波瀾壯闊，亦是苦雨淒風的時代。知識分子一心救國，其精神主體是愛國主義，但卻是向西方取經，使這條路走得非常辛苦、曲折，而且代價很大。加上連年戰爭：反帝國主義、反日本侵略、最後內戰，使這條路更崎嶇。當時，國民黨走的是西方民主之路，但只是上層留洋知識分子提倡，基層未動，所以失敗。共產黨深知革命的力量來自基層，知道歷史的進程，所以最終得以成功。

 

但成功又如何？中國並未找到自己的路。百多年來，我們只知「中國人要站起來」，那是因為我們受壓迫太深。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但由於當時的局面太混亂了，西方思想蜂擁而至：有科學、有立憲、有自由民主、有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哪條路好？共產主義最終入主中國。但這條路是否真的走對了？觀之西方，其所走的路，也要再思考。因為幾百年的民主、資本主義，到今天亦已百孔千瘡。

 

要走新路，新路在何方？我們今天好像無路可行，不知如何選擇。大家都說回歸民主，那麼今天的講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值得思考。大家認為民主是普世價值。由洛克（John Locke，英國哲學家，1632-1704）開始，民主已經走了300年。是否要總結一下？它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又有什麼局限？乃至走到今天，又有什麼問題？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向大家請教。

 

普世是空間概念，還是時間概念？從空間言，現在全世界都承認民主，沒有反對的，似乎「普世」了，但行起來不見得很成功。美國最先進，但社會不見得安全，財富集中在華爾街那裏，財閥與政黨之利益大於國家利益，自由主義分左右，重視個人權利與重視社會整體利益，兩者之間有很多爭拗。最嚴重的是社會開始沉淪。美國在正義、公平的名義下，出現很多不義、不公的現象。貧富極度懸殊，以致出現百分之一與百分之99的對比，激使民眾要佔領華爾街。暴力事件極為普遍，在學校也不安全：欺凌、槍擊、濫藥、濫交的現象很普遍，犯罪者似乎有「權利」護身。這就是美國的下一代。有前途嗎？大家可以想想。中國跟着他們走，會怎樣？也許，青少年成長的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政府都很頭痛。社會的墮落其實就是文化的墮落。

 

這300年的民主，稱為普世價值，為什麼現在那麼多問題？可能大家覺得自由了、有權利了，便要追求快樂。邊沁（Jeremy Bentham，英國哲學家、法學家，1748-1832）的快樂主義（Hedonism）大行其道，他所強調的正是感覺上的快樂。但感覺上的快樂真的那麼重要嗎？人人追求自己的快樂會不會傷害別人的快樂？這是邊沁不能回答的。邊沁講大多數人的幸福，但這種基於個人感覺上的快樂與大多數人的整體取向如何協調呢？他根本不能解決。

 

 

十多年前一個台灣女作家訪問香港，推薦台灣的民主。她認為香港的民主落後，所以鼓勵我們要多點爭吵。「爭吵」代表權利，也代表寬容，讓異議者有空間，政治上有反對黨。她認為這樣很好。她去新加坡，批評李光耀的高壓管治，說：「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個人自由與尊嚴。」她的文章標題是〈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但最近她去新加坡，她的看法改變了。她轉而批評台灣社會「不但沒有同舟共濟，反而吵成一團」，而大讚新加坡的管治成就。

 

由此可見，看問題不能只看一邊，只看理念。民主可以寬容爭吵，但「爭吵」會助長對立。不同黨派、利益集團互相攻擊、醜化對手，為達到自己目的而不擇手段，最後一定破壞互信，加強分裂，讓社會走向解體。而且「爭吵」的雙方目的在求勝，只想否定對方，而不是客觀地、理性地、如實地、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進行選舉時只求掀動群眾情緒，而不是讓選民思考。這樣的民主怎會有前途？事實證明：過多的爭吵， 社會不但傷痕累累，而且會走向撕裂，各走極端，最後一起沉淪。

 

本來，包容是情，同舟共濟是理，爭吵到最後，情理皆傷。所以，如果民主的特式是爭吵，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然會破裂。人心中會有仇恨，積存下來變成傷痕，有一天會爆發，那我們如何建立共識？人能否學會不要用暴力、不要堅持己見；學會接受人、包容人、體諒人，乃至成全別人？成全即是放下自己去幫別人，等於父母成全兒女，群眾成全英雄，領袖成全社會，這樣人纔有更大的空間、胸襟、眼界。這纔是真正的民主。為什麼？因為人人都成長，知道自己的責任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