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如蒙古香港急跌12位|丁望

倫敦的《經濟學人》，於2月上旬公布2020年全球民主指數（DI, Democracy Index 2020），顯示香港的民主大倒退。

在受評估的167個經濟體中，香港排位87，比2019年劇降12位，比2016年下降近20位（2019年75，2018年73，2017年71，2016年68）。

台選舉滿分指數升20位

2020年，華人聚居地的排位是：台灣11（比2019年升20位），馬來西亞（華人約23%）39，新加坡（華人約70%）74，紅中（紅色中國）151。

香港不只遠低於前三地，與經濟落後的蒙古差距亦甚大，蒙古排位61，高香港26位。蘇東波（1989—1993）後，蒙古「脫共」逐漸開放選舉，在民主、新聞自由指數中，近幾年均遠超香港。這是「可比性」很強的變化。

DI評估的項目5個：選舉過程，政府功能，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公民權利；評分是10分最高，0分最低。

排名分4級：完全民主（8分以上，權稱高端民主），不完美民主（8分以下，6分以上，中端民主），混合政體（6分以下，4分以上，低端民主），專制政體（Authoritarian，4分以下）或也稱極權主義政體。

2020年民主實況的綜合評估，全球平均分5.37，為2006年以來最低。獲最高分的是北歐的挪威（9.81分），紅朝（紅色朝鮮）墊底（倒數1），紅中倒數17。

民主度高低涉政體差異

民主程度高低的差異，關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實力，也與自由、法治有關；DI的優劣，則也涉及選舉。

西方界定的專制政體，包括極權政體、威權政體和軍事獨裁政體等。極權政體沒有反對黨，更無自由選舉；威權政體（如俄羅斯、新加坡）有反對黨和國會選舉，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由民選產生，當選者得票率多在六七成，但一黨獨大的執政黨控制選舉很緊。

DI選舉項評估滿分的有西方的挪威、冰島、芬蘭、丹麥、愛爾蘭、盧森堡、英國及澳洲、紐西蘭等。亞洲唯一得滿分的是台灣。

5個「老共」（老牌共產國家，中性陳述詞）及土庫曼均0分，它們沒有自由選舉，「人民當家作主的選舉」是計劃指令和計劃控制的產物，被西方學者視為「虛假選舉」。

5個項目評分的總和低，導致極權政體的排位很低：紅越137，紅古（巴）140，紅中151，紅老（撾）161（倒7），紅朝167。

前「老共」、今威權政體的俄羅斯（124）、哈薩克（128）、柬埔寨（130），排名都低。

選舉受壓抑香港排位低

排名87的香港，列第3級的混合政體類，靠近專制政體類。排位急劇下降，與選舉的倒退息息相關。其選舉項的評分僅3.17分，與「脫共」後的蒙古（8.75分）相差太遠。

英治時期，香港有充分的自由、高水準的法治，卻沒有民主，本欄權稱為「民主短缺症」。雖沒有（也不可能有）民選政府，但有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獨立的民間傳媒，自主的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的壓力團體，自主管理、注重學術自由和獨立思考的大學，形成民間社會的動力，並發揮社會監察功能。

1997年七一後，香港官方未推進民主進程，反而在政治生態轉變中變相壓抑自由選舉。近幾年，官方懷疑議員、候選人效忠的程度，以政治假定手段撤銷席位或資格（DQ）。此舉被視為打壓非建制派的競爭力，走向全力培植建制派的集中統一之路。

依政治假定濫用DQ權

選舉權本來就很小，選舉的區議會議員，只有地區諮詢權，立法會民選席位比例亦小，官方卻諸多政治干預。頻頻發生的DQ，不是嚴格依據法律和司法程序，大體是強勢公權一方的「政治假定」操作。這是令許多港人困惑的劇變。

反觀其他華人聚居地，例如台灣，自由、民主程度就超越香港。

台灣從戒嚴的專制政體，轉向逐步解除黨禁、報禁、言禁和開放選舉的威權政體，再達致全民自由選舉（由基層里長到縣、市長直到總統的投票選舉）。在DI中，唯一列位於第一級完全民主的華人聚居地，首次上第11座位。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廣義的威權政體，有華人反對黨和成熟的選舉機制，列位於第二級（不完美民主），與法國（24）、美國（25）、印度（53）同一級。

縮自由空間傳媒也艱困

在全球社會自由、新聞自由指數，香港亦逐年下跌。

2019年社會自由的實況是：在自由之家（美國）的全球自由指數，香港在210個受評估者中列116位（台25，馬121，新124，紅中192）。

在無國界記者（法國）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180個被評估者中列80位（比上年下降7位，比2016年的69下跌11位），雖高於馬（101）、新（158）和紅中（177，倒數4），卻低於台（43，比上年升1位）。

從2002年139個中的18位，降至80位，香港跌幅之大令人吃驚。新聞自由度的劇降，凸顯香港自由的危機日益加大。

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是主權一方對港人的承諾。在一國兩制下，既要尊重一國的主權地位，亦應讓兩制邊界清晰，維護香港原有的良好特色不變。

自由特別是人身自由、出入境自由和言論、新聞、思想自由，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有活力的民間社會，自主治理和獨立思考的大學校園，是香港保持文明社會的大支柱。

維持原有特色，應是官民雙贏的取向。

原刊於《信報》〈思維漫步〉專欄，本社獲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轉載。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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