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革五十年公主醒悟反思|丁望

（封面圖片說明：江青60年代文革時期於天安門與一眾紅衛兵會面。）

年輪轉動傳出時間的腳步聲：毛文革（1966－1976）發動50周年，江青集團倒台40周年，大飢荒（1958－1962）約55周年。北京、上海等地網媒有文革的話題。

思考型的官員、文人和紅二代，繼續批判毛文革和毛時代的極左教條、政策，觸及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文革背後的體制弊端；並以藉史進諫的方式，表達對毛文革局部回潮的焦慮。其中，紅二代建言的訴求尤強。

極毛派、極左派也在「湧動」，以高舉毛紅旗為名，紀念毛文革50周年；又藉文革紅人戚本禹、艾躍進（天津毛左）的死訊，繼續肯定毛文革、歌頌「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思考群對毛文革的反思，近日以紅色公主羅點點和馬曉力出陣最引人關注。他們以希特勒主義、納粹罪惡和二戰後德國政界的「醒悟」（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iandai_0421/3508.html），比較述評毛文革，並提出「國家罪惡」概念（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324.htm）。

反思毛文革紅二代活躍

在北京政壇高層、地方政界和外交系統，紅二代（官二代、公子黨、高幹子女）舉足輕重，掌實權者甚多。

也有一批40後、50後的紅二代，已經邊緣化。有的只是二等花瓶（人大）、三等花瓶（政協），缺乏政壇的「話語權」，如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已邊緣化的紅二代，有政治理念、政策取向的差異，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或可稱為「繼續改革、反思文革」的一派；第二類，堅持毛的原教旨主義，未反思文革，更不可能批判造神的個人崇拜等左禍。

第一類，又可分為兩大族群。一是對反思文革和左禍比較進取；排拒造神的個人崇拜和家長制一言堂，取態很清晰。其代表人物，有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羅瑞卿之女羅點點、胡耀邦三子胡德華、陳毅二子陳小魯，紅三代及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和外交界的吳建民、國企界的任志強（任大炮）、秦曉等（註一）。

羅瑞卿，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之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要職。（wikimediacommons）

另一族群，是反思文革但盡量迴避現在的時局，取態較慎重，如胡德平、陶鑄女兒陶斯亮、徐向前元帥子徐小岩和住在香港、比較低調的葉向真（葉劍英元帥女）。

被稱為「左」字號的第二類紅二代，有「左王」胡喬木（註二）女胡木英和毛二代、毛三代。

胡木英是「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以宣揚「紅色基因」和「延安革命傳統」為主調。不久前，她公開表態支持新權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又稱反腐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衷心希望我們紅二代認清形勢」，「擁護支持配合」（註三）。

點點坐班房曉力牧羊女

羅點點和馬曉力是獨立思考群的精英，是現在體制內的紅二代深改派。他們曾是聞名的紅色公主。

羅父瑞卿（1906－1978），本是毛親信、最頂級侍衛官（表一）。曾任國務院公安部部長（1949－1959）、副總理（1959－1965）、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1959－1965）、中央書記處書記（1962－1965），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職。

他長期執行毛的關、管、殺專政政策、嚴控軍隊和軍火工業。1965年11月，毛拉林彪反劉少奇打算全面發動文革，答允林及其妻葉群把他整下台，他跳樓自殺摔斷腿致殘。1977－1978年，復任軍委秘書長，曾支持胡耀邦的「實踐檢驗真理」之說，反擊「兩個凡是」論。

馬父馬文瑞（1912－2004）是「老陝北」，文革前曾任西北局副書記、國務院勞動部部長，文革後先後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政協副主席。

毛文革時，他們背負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坐牢多年。

羅點點被稱為「政法系第一公主」，馬曉力則有「西北系紅公主」之稱。

獲父輩的蔭庇，羅點點和馬曉力品嘗過特權。在父輩打入十八層地獄後，則受「掃地出門」之困，點點坐過牢，曉力則到內蒙「插隊」牧羊。

文革結束後，羅點點在北京協和醫院當醫生，也忙於寫作；八九學潮時，她支持學生和平請願，反對官方動用槍彈對付學生，被關入秦城監獄一段時間。出獄後，為患絕症期盼「安樂死」者維權。

馬曉力曾任中央統戰部第四局副局長，八九學潮後下台，被邊緣化，「下海」經商成功。她還從事慈善事業，曾發起救助內蒙草原災民的公益活動，對困境中的農牧民表達人道情懷，獲改革家溫家寶總理的救災支持（http://www.mgzwhw.com/InfoDetail.aspx?id=2068）。

經歷毛文革的浩劫，他們醒悟過來：了解和思索導致文革社會災難的「一黨領導」體制弊端、毛造神和家長制一言堂的遺毒。

他們早已發表談話、文章，批判毛文革和造神的個人崇拜，展現紅二代中醒悟較早、特別有思考力的特質。

比較希特拉思索毛文革

4月下旬，他們在共識網發表〈準備好了麼？〉一文，把毛文革與希特勒主義、納粹罪惡聯結起來分析，頗具社會啟蒙的影響力。

以比較歷史的視角，去了解、探索毛文革或亞文革，是理性分析歷史事件的可行之路。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的國家，其極權主義、造神運動和奴役民眾的災難，往往有些「可比較性」。研究者可沿著時光隧道，在觀察歷史事件的「場景」中，發現「似曾相識」之處。

跨越歐、亞時間廊，從歐洲的二戰、希特勒的崛起、納粹的暴力主義、黨衛軍的「忠於元首」和設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再回到毛文革、天天誦語錄的「表忠」、紅衛兵的「破四舊」和秦城監獄、北大荒，可以發現文革浩劫與納粹暴行竟是那麼相似。

〈準備好了麼？〉就是比照毛文革和納粹的「歷史教訓」，去反思文革。

未普遍醒悟缺贖罪承擔

羅點點對反思文革的「前景」並不樂觀，原因是現在的中國大陸與二戰後德國的政治生態不同，其涉及的因素，筆者歸納為四點：

一、文革真相被掩蓋，揭開或了解歷史真相的障礙很大；

二、整個社會缺乏最起碼的「思想啟蒙」；

三、當權者缺乏為上代認錯、認罪的承擔；

四、缺乏對「國家罪惡」的醒悟和反思。

在〈準備好了麼？〉，羅點點寫道：

「有人願意用二戰之後德國全社會對納粹罪行的反思說事。說徹底反思是國家民族的希望，是中國繼續前進的基礎。可他們忘了，德國人當年的反思之所以徹底，是因為它一開始就在權力擁有者的自省中展開。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下跪的不是別人可是德國的總理！」

她又說：

「文革反思在當下缺的恰恰是真相和獲得真相的可能。……我們經歷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歷史決議，還有莫衷一是的道歉和懺悔，之所以繼續撕裂族群，甚至造成新的仇恨，其重要原因難道不是沒有起碼的真相嗎?」

從點點滴滴去還原真相

馬曉力認同「反思文革冒政治風險」之說，但她認為應該站出來講真話，從點點滴滴開始反思文革：「將以往文革中破碎的記憶一點點拾起來，無數記憶的碎片疊加重合在一起，就越來越接近真相。」

對於揭露文革真相、反思體制弊端，她說：

「站在德國反思前沿的恰恰是他們政權的首腦，而我們今天反思文革的不過都是些孱弱的小民或是些被出局的曾經是體制內的邊緣化的人。這種反思不僅撼動不了什麼反而具有很大的風險。……儘管我們是已被邊緣化和淪為弱勢群體的人，但是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再不反思文革，歷史將不再給我們機會！」

她寄望點點滴滴的積累，可以「還原」文革的真相，推動社會啟蒙，讓更多人對民眾表達點點心意，最後促成整體社會的人道關懷。

她的「點點說」，恰如儒家經典《荀子．勸學》言：「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在他們之前，較年長的學者、中央文史館館員資中筠教授發表〈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分析希特勒主義和毛文革。還有人從述評納粹秘密警察與管控網、黨衛軍和戈培爾「謊言宣傳」，批判毛文革。這是探索毛文革的新思路，擴大了讀者的視野。

註釋

一、內文提及的紅二代：

胡德華原是國企官員，後自營企業，2013年就蘇東波歷史教訓（「無一男兒」說）發表不同意見。他說：「蘇共為什麼會垮台？如果蘇共是一個全心全意為蘇聯人民服務的黨，……這樣的黨如果垮台，不但蘇聯人民悲傷，全人類也要悲傷了。但蘇共究竟是什麼樣呢？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台源於三個壟斷：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壟斷。對於真理的壟斷。這麼一說，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傷。」

陳小魯，陳毅子、粟裕大將女婿，曾任駐英大使館武官（上校或大校銜？），退出官場後經商。

蔡霞，紅三代，父是軍級軍官；她是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

任志強，北京國企官員，已退休，其父任泉生在文革前為商業部副部長，為姚依林（王岐山岳父）部屬。任志強綽號任大炮、大V，近期因頂撞官媒「姓黨」之說被批判，受「留黨察看」處分。

秦曉，招商局董事長，已退休，其父秦力生曾任西康省委副書記、科學院副秘書長。

二、胡喬木（1912－1992），文革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思想宣傳系統，整了很多文人，1987年初是批鬥胡耀邦「積極分子」。

三、據共識網文〈紅二代為啥近期連續聚會？〉（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qmq_0224/1860.html）

（封面圖片：亞新社）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