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自由落體還糟糕的中美關係

冠狀病毒疫情不僅對人類的生命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更毒害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中美關係。在世界最需要這兩個大國合作，為世界提供領導角色，共同對付冠病的時候，人們不僅沒有看到兩國間的合作，而是膽戰心驚地目睹着兩國衝突螺旋式上升。

《紐約客》雜誌前駐華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於1月6日發文，引述一名白宮高級官員稱，美中關係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但是今天的中美關係，何止是自由落體所能形容。這個落體不僅沒有任何阻礙力，反而得到了來自兩邊的巨大推力，以最快的速度掉向這些年來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儘管冠狀病毒具有強大的傳染力，但如果抗疫舉措得當，病毒還是可控的；但如果中美衝突失控下去，一旦發生戰爭，沒有人可以預測這會給兩國、給全世界帶來怎樣的災難。更令人悲觀的是，今天人們對冠病愈來愈具有恐懼心理，但似乎樂意看着中美關係的急速惡化，好像與己無關；另一些人甚至有意無意地推動着這一進程。

比美蘇冷戰時更糟糕

就兩個核大國的關係而言，沒有像今天的中美關係更為糟糕的了。在美蘇冷戰期間，儘管兩國可以互相進行核威懾，但兩國之間在公共衛生領域還是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廣天花疫苗接種，最終為人類消滅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今天的中美關係又是如何呢？

只有政治、沒有政策，或者說政治已經完全取代了政策。兩國都有內部政治，兩國的關係都必然受內部政治的影響。但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來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問題，兩國政治就會走向最壞的形式，即戰爭。誠如奧地利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所言，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中美關係自建交以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也遇過很大的困難甚至危機，包括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領導西方對中國的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機、1998年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轟炸事件，2001年的南中國海撞機事件等。

不過，以往兩國領導層對中美關係都有一個大局觀念，即在最低程度上維持工作關係，在此基礎上尋找合作。有了這個大局觀，盡管也不時有政治出現，但總會有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危機的政策。兩國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2014年伊波拉疫情等問題上，達成了重大的合作。

戰狼式外交遭以牙還牙

但今天，這個大局已經不再存在。特朗普總統在沒有任何科學調查結果之前，就一口咬定冠狀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並稱病毒為「中國人的病毒」。美國國務院高官也一直稱「武漢病毒」。美國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的推責行為，導致了中國的「戰狼式外交」，而美國則「以牙還牙」。這種互動方式使得兩國緊張局勢一路飆升。當外交官都變成了政治人物，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後，衝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數幾個比較理性的外交官，還做着應當做的外交之外，幾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變成了政治人物，並且所有的外交都成為了政治。沒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為過往。兩邊所做的大都是被對方視為是如何把對方搞倒的詭計式策略，或者陷阱，或者陰謀。

不僅在外交領域，整個社會都是如此。就美國而言，如美國前駐華大使鮑卡斯所說：「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錯的，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說些什麼……現在在美國，如果誰想說一些關於中國的理性言論，他（她）就會感到恐懼，會害怕自己馬上會被拉出去砍頭。」

儘管中國的領導層是冷靜的，但社會又怎樣呢？社會上到處都充滿着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聲音，其中更不乏鼓吹戰爭的。人們看不到任何有關中美關係理性的討論，一旦出現理性的聲音，馬上會招致這些狂熱民粹主義的批評甚至詛咒。

特朗普可說是當代西方民粹型政治人物崛起的最重要的典型。這些年來，美國反華的政治力量一直處於被動員狀態，也已經充分動員起來了。這次他們利用冠病的機會集聚在一起，終於把中國而非冠病塑造成了美國的敵人。

美國當然也不缺乏比較理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但是在民粹主義崛起的大政治環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發展，而非往緩解方向發展。實際上，在中國問題上，特朗普和拜登所進行的只是誰比誰更狠的競爭。

中國的領袖不能說不理性。在冠病爆發之後，努力抗疫，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了疫情，並且轉向了國際援助和支持。在整個疫情過程中，中國高層從來沒有就他國的抗疫指手畫腳，而是努力和他國高層保持（至少是）電話溝通。不過，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崛起，在中國也是不爭的事實。人們也看到，中國的官僚和社會在宣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方面，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約束。

美新一代「中國通」對華強硬

人們也目睹着中美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新一代外交官員的崛起，對雙邊關係的影響。美國的外交官幫着總統推責中國，製造着各種推責理論，例如「病毒中國起源論」、「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等，中國年輕一代的外交官當仁不讓，用最情緒化的語言來對付之。

儘管科學界仍然努力尋找病毒的根源，但被視為白宮內的「中國通」、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認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博明被視為是美國中青代對華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但很顯然，這一代外交家已經和基辛格博士之後的幾代外交家大不相同，他們經常不能把自己的個人情緒，和國家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區分開來。博明很顯然把他過去在中國當記者時不愉快的經歷，發泄在中美關係上。

中美對方的強硬態度不僅局限于外交領域，而是分佈于更廣泛的領域。美國因為言論自由，對華強硬派的態度一直是公開存在的。但現在這種傾向在中國也越來越明顯。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副總理，5月8日應約與美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欽通電話，就雙方落實貿易協議對話。

但《環球時報》英文版（5月11日）報道稱，中方有可能廢止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該文指稱接近貿易談判的顧問已向中央建議，中方可以審視廢止中美貿易協議的可能性，以推倒重來，與美方談判新的協議，讓天秤向中方傾斜。報道指，中方可以疫情為不可抗力為由，稱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難執行；而中方更評估，美方此刻已沒有能力發動貿易戰。

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上確認中國會執行這一協議，但這一消息恍如震撼彈，不僅再次引爆中美激烈角力，而且導致外界開始看淡協議前景。美方強烈反彈。特朗普則表示，對重啓談判「毫無興趣」；又表示，「一丁點興趣也沒有。讓我們看看他們是否會遵守自己簽訂的協議。」特朗普也稱，中國想要重新談判，以達成一個對他們更有利的協議。

這一趨勢也表現在《環球時報》總編輯有關中國應當擴核的言論上。儘管這一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但也引出了美國乃至世界對中國核政策的關切。

兩邊的強硬派都宣稱是在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盡管從表面上看，兩邊強硬派的目標背道而馳，但實際上雙方都在互相強化，互相幫助和支援，促成中美走向公開的衝突。如果中美衝突是他們的既定目標，那麼也罷；但如果這不是他們的既定目標，他們的言行就是和自己的既定目標剛好相反。

兩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更為嚴峻的是，雙方的政治已經擁有了極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即兩邊愈來愈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美國民調機構YouGov 5月13日發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美國人（69%）認為，中國政府應對病毒的傳播負「一部分」或「很大責任」。這份民調對1382名美國成年人進行了調查，發現約一半（51%）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應對受疫情影響的國家賠償，有71%的人認為，中國應該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懲罰”。

具體來說，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國官員入境美國，32%的人認為美國應該拒絕為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對中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稅，41%的人則支持國際制裁。這個民調和皮優（Pew）最近的民調具有一致性；皮優民調也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的認知態度。

中國儘管沒有類似美國那樣的民調，但從數億網民高漲的反美情緒來說，中國人對美國的負面態度，比率並不會低於美國，並且中國方面也在討論着如何懲罰那些激進反華的美國官員和其他人員。除了少數被視為是親美的自由派，沒有多少中國人今天會公開站出來，理性地討論中美關係。關係必將繼續惡化。

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中美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嗎？

現實地說，如果要阻止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美國方面已經沒有希望。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大環境，加上選舉政治，在短期內沒有任何條件，促成政治人物回歸理性。

希望在中國這一邊。儘管社會和中下層官僚機構中間，經歷着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但中國畢竟存在着一個強有力的、對時局保持清醒頭腦的領導集團。在遏制戰爭和維持世界和平方面，中國已經不缺能力，所缺失的是信心。

中國須約束情緒化的言論

儘管美國是挑釁方，但中國仍然必須像從前那樣，約束官員過分情緒化的言論。外交不是簡單地發泄個人情緒。自信來自理性，而非情緒的發泄。

中國也應當相信世界存在着維持和平的力量。如果中國自己的方法得當，美蘇冷戰期間曾經見過的「西方」不可能再現。也就是說，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一個團結聯合的「西方」。

美國希望通過五眼聯盟（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情報機構，製造「病毒中國起源理論」，但一些成員國的情報機構已經表示不認同。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的盟友相信了美國，鑄成了大錯。中國不是伊拉克，這些國家沒有任何理性堅定地站在美國這一邊。

歐洲也已經不是冷戰期間的歐洲了。盡管在冠狀病毒問題上，歐洲也有國家批評中國的一些做法，但這並不意味着歐洲和美國站在一起。相反，和美國不同，歐洲有其獨立于美國的利益考量，歐洲各國都想和中國確立至少是一種可管理的關係，而不想和中國對立。

實際上，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可以說是處於歷史的最低點。這次冠病危機，沒有一個美國的盟友公開要求美國的幫助和支援，這是美國崛起100年以來的首次。美國在其盟友中的領導能力，已經急速衰落。

即使在所謂的「病毒國際調查」問題上，中國有理由可以不接受像澳大利亞那樣持有「有罪推定」態度的國家，但中國並不是沒有依靠的力量。各國的科學家共同體是中國可以依靠的力量。迄今沒有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共同體，認定病毒就是起源於中國，更沒有科學家認為病毒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從病毒一開始，中國的科學家也一直和各國科學家一起關注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擴散。中國更可以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構架下，邀請美國和中國本身都認可的「第三方」來加入調查。中國需要的是一個科學的結論，而不是一個政治化的結論。

對中國來說，繼續崛起的道路並不平坦。就經驗來說，大國地位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鬥爭出來的。但這並不是說和平的崛起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只能在戰火中崛起。一旦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沒有人可以保證國家能夠從戰火中崛起。盡管中美關係惡化，但並不是說中美就注定要以衝突解決兩者之間的問題。

如果中國有足夠的信心、智慧和理性，避免兩國間的直接衝突，甚至最終達至中美重歸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在今天這樣艱難的局勢下，即使對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說，這也是一個很難的選擇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