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泉老人合肥段祺瑞在兩岸點將壇上已是漸隱漸晦的人物,這也是北洋軍閥在歷史大舞台上其事不彰、其行多遭揶揄的相聯效應。
驅逐韃虜口號 革命首義之旗
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傳統君主專制轉變為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體制是平和順應的趨勢,但在意識型態掛帥的俄國,階級對立的衝擊下,對外戰爭潰敗的社會崩解中,君主專制是首要之惡,立憲的嘗試成為風中殘燭,留下了一片荒塚。而在法國,封建階層的貧富仇恨,歸根究柢是君主專制之惡,暴烈的革命怒火遍地燎原,幾無可能有理性的空間考量走向君主的立憲。
這兩個特例都不同於中國,革命派沒有強烈非去除專制君主不可的意識型態,社會的貧富也未必有憤怒的火花要把君主送上斷頭台。然而,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卻成為革命首義之旗,這是傳統中國夷夏之防中根深柢固的文化意識情結,不幸為中國2000多年君主專制看守大門的最後君主正是「韃虜」中的滿族,在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很少見到具有這種排除異族的革命大旗。
滿清末年「驅逐韃虜」是孫中山號召海內外革命的第一旗幟。清帝退位,民國肇造,革命派立即宣揚「五族共和」,這種轉變說明了晚清不論多少志士仁人投身改造中國大業的苦心,最後可能都葬送在這夷夏之防的洪流中,無可奈何花落去,流水嗚咽,空留餘恨。
律己治家嚴謹 冒險反對稱帝
芝泉老人(段祺瑞)與我沒有嫡親關係,但在宗親上仍有輩分的相連。段祺瑞應是大字輩,而後是茂字輩,就是我父親那一代,接着是昌字輩,因此芝泉老人的孫兒與我同輩。在台灣有兩位昌字輩與我交往較密,皆在軍中服務。
先父霖茂府君出身黃埔與在外交界的茂瀾伯父,及另一叔叔時相往來。茂瀾伯父通曉六國語言,是外交的前輩人物,少壯時便在芝泉老人府中幫辦文書工作,他是合肥人氏,與芝泉老人誼屬血親。
我雖生於大陸,但不及見芝泉老人,小時常聽父執說起段祺瑞的一些軼聞掌故,知道他律己治家甚嚴,遺言中便殷殷垂教說:「治家者,勿棄固有之禮教。」他的孫兒幼承庭訓,其中一位堂兄在台見到先父時筆直站立,請坐方得坐下(可見家教謹嚴)。
伯叔他們說:芝泉老人不只一次談到洪憲稱帝之事,對他們講︰「那些在外反對袁世凱之輩,通電全國,組織護國軍,慷慨激昂,都是在外嚷嚷。我們裏面反對的都是在他巴掌心底下,冒的是生死風險,外面哪能了解?」
袁世凱稱帝,舉國上下反對,段祺瑞以共和再造為己任,當然不贊同。但他投軍便追隨袁項城(編按:即袁世凱),赴德習炮術也與袁有關,洪憲帝制,他在袁項城身邊早已得知消息,臥榻之旁反對異議,動見觀瞻。芝泉老人後來對先父他們說:「我們反對是拿着家人的性命冒險的,與外面撐旗吶喊不能一般的看。」
為免日軍威逼 偽裝投靠蔣介石
日軍在東北鬧事後,圖窮匕現,企圖威迫利誘一些有聲望者出來組織偽政權、壯大聲勢。段祺瑞已退隱在天津日租界,四周日本警騎嚴密窺伺,他後來對子姪輩說:自己早了然於心。有天清早,他梳洗畢,輕鬆穿件長衫,沒帶任何其他衣物,出門像去買報紙的樣子,一個人散步閒逛,慢慢走向天津火車站。
看沒人注意,跳上一班南下的火車,直駛到濟南站才下車,請車站的人打個電話給蔣介石行營。蔣本來憂心忡忡,擔心段祺瑞會迫於日軍威逼而出面,這會接到電話,大喜過望,立刻派錢大鈞到車站旁的一個小旅館接他。段祺瑞不想多驚動,便安排他到上海。
這些軼聞掌故,我小時常聽父執輩談論,在台灣,北洋軍閥已不足以貴,也非藉此攀龍附鳳,有時從小處可以看出為人的氣節風範。洪憲稱帝一事,袁世凱揹天下罵名而死,幾乎千夫所指。
段祺瑞已是一介平民,為袁家園林遭人踐踏沒收,親筆致蔣介石函,希望能保護袁世凱遺產。洪憲帝制已成往事,功過自有定論。段祺瑞在手札中說「保障人權即整飾綱紀之要務,綱紀實而國家未有不治者」,他的寬厚與用心是兼而有之的。
學習西洋炸礮 開展習武生涯
近代中國救亡圖存,從洋務自強運動後,以學習西方匯為主流。先則以「西洋炸礮……戰守工具,天下無敵」,但船礮都從外國購入,本國設廠製造大都為拼裝性質,洋務派自強結果是集團自強而中國並未自強。而後認為「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若不早圖變計……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受其敵者」,因而發展經營實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商辦三途下手,但中國仍然在貧弱之林。
而後變法維新,稍見端倪,從軍政經三方圖治。根據段祺瑞的年譜所記:他自弱冠習武,便對炸礮特有所感,在旅順習台礮,而後遊學德國克虜伯炮廠(Krupp Arsenal)專研炮術。在甲午戰爭時,鎮守威海炮台,抗擊日軍,是北洋中著名的炮軍指揮。洋務自強運動以學習西洋炸礮為首要目標,也是從戰場上所感受戰不如西方的慘痛經驗,對段祺瑞的習武生涯及學砲術為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共和路上的壇與帳〉二之一
原刊於《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書本簡介:
書名:《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
主編:陳煒舜
出版社:萬卷樓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作者簡介:
段昌國,筆名羽軒,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央大學共同科主任,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兼臺北指導中心主任,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保守與進取:19世紀俄國思想與政治變動之關係》、《恭親王奕訢與咸同之際的外交與政治糾紛(1858-1865)》、《中國近代史》、《俄國史》、《西洋近代文明發展史》、《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及《長鋏歸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