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不少人說，香港在回歸前，在英國人管治下，長期維持繁榮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成功，回歸後卻不行了，每隔數年便發生一場災劫。這是否說明回歸後的香港失去了以前的優越性？是否說明港人治港不及英人治港高明？
英國左翼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最近發表的一段視頻，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現在香港有一種看法，認為1997年以前，香港經濟繁榮是因為香港社會很聰明、很自由，因為它可以順應形勢，因為它是由英國管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嚴重誤解。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1997年回歸之間表現不錯，只是因為它幸運。」
殖民管治 壟斷經濟
雅克解釋，他說的「幸運」，是指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在中國逐漸開放的過程中，許多本來內地應該做的事，都要靠香港去做，令香港成為大贏家。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國家全面開放之後，香港便不能再依靠過去賴以成功的因素了，必須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但是，雅克指出，在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幾乎沒有改變，於是便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香港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第二，香港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這分析完全正確。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香港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政治決定，都由倫敦作出。例如1970年代香港的大規模社會改革，就是總督麥理浩按英國工黨的政治理念推出的。英國在1980年代初同意在1997年把香港交還中國之後，過渡期裏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推行的重大政策措施，都是英國政府按「光榮撤退」的需要而決定的。
回歸前的香港政府，是一個執行機構，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組成，不需要也不可能對公共政策的政治方向作出任何決定。
在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後，政府的職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管理權；制定並執行政策是特區政府的權利和責任。由於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不實行中國政府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北京不能取代倫敦，給香港的公共政策作出政治決定。凡是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從土地、房屋、環保、教育、醫療、福利、勞工、交通到金融、商貿、經濟、稅收，任何公共政策，特區政府都要自行作出決定，不能把責任推給中央。對於任何重大政策，社會上必然有不同的聲音；政府決策的性質，就是政治決定，這責任不能也不應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系來承擔。
只懂執行 不懂政治
這是為什麼特區成立不久，就要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令司局長脫離公務員體系，成為政治任命的官員。這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最重大的體制改革，採用了以往殖民管治從沒有過的、也沒有寫進《基本法》的制度。然而，「問責制」實行了多年，沒有為特區的管治帶來「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沒有加強特區政府的政治理念，沒有提高管治團隊的政治能量；一句話，沒有實質改變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只懂執行、不懂政治的管治架構。我們經常聽到司局長埋怨社會「把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這是何等諷刺──作為政治問責官員，他們的職責不正是要解決有關經濟民生問題的政治爭議嗎？這樣的團隊，怎能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維持有效管治？
關於雅克說的第二個問題，壟斷型經濟，這當然是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長期存在，但它過去造成的社會矛盾遠沒有現在那麼尖銳。香港經濟起飛、步入富裕社會，始於1970年代；麥理浩推行的社會改革，紓緩了階級矛盾，讓基層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素質得到顯著改善。至1980年代，香港的社會政策跟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向右轉，社會不公平現象已漸見嚴重，不過隨着香港進入回歸中國的過渡期，政治矛盾掩蓋了社會矛盾，股市和樓市的投機活動又轉移了人們的視線，貧富懸殊問題在回歸前沒有成為重大社會議題。
貧富懸殊 動盪因素
回歸後，特區政府高舉「小政府」的旗幟，以維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為榮，推行極右的、壟斷型的資本主義，使香港成為已發展經濟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不少研究已提出警告，香港的貧富懸殊已成為促成社會動盪的危險因素。
封閉保守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互相維護、互相依存：壟斷型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抗拒政治改革，缺乏政治能量的管治架構又沒有推行經濟改革的能力和意志。怎樣可以擺脫沉淪的宿命？雅克說：「中國政府必須打破香港這現狀，讓香港對管治和經濟兩個問題作出必要的改變；採取另一種管治方式，採取更開放的經濟模式。」
香港要堅持「一國兩制」。問題是，在維護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哪些是必須保存的精華，哪些是必須拋棄的糟粕，香港和中央都看到嗎？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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