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慣性：再讀李澤厚《中國（近代、現代）思想史論》

中共二十大照理該令中國的體制產生了重大改變，其程度足以影響中國的歷史走向；但在看到實質影響之前，內地卻出現反封控示威，隨後當局突然結束清零政策並倉卒解封，其表現令人納悶和費解。儘管如此，這些「反高潮」令我們更需了解習近平中國的歷史意義與局限。為此我們只能回到歷史去，理清歷史脈絡。在這種時候筆者不期然會翻起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希望有助重新了解歷史進程。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規律

李澤厚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討論，始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綜觀《中國（近代、現代）思想史論》兩書，李澤厚似乎發現了中國近代以來的一條歷史規律：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都是從西方借來了某種思想、宗教或意識形態，以之作為救亡或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不過現實需要卻迫使這些外來思想必須適應和結合中國的實際才有作用，因而它們必須經過「中國化」的改造。但這些西方思想在「中國化」的進程中，卻被本土的系統所改造和同化，完全失去了原意，甚至在過程中，封建主義乘機復活，令中國在接收外來思想的過程中，屢屢出現革命反抗與封建落後這種雙重性的表現。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沒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前提，因而無論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上和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上，都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造成了在中國有深厚基礎的是封建統治傳統和小生產者的狹隘意識。而正是這兩者結合起來，構成了阻礙中國前進發展的巨大思想障礙。因此每一次當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和發展，有望改變人們文化心理結構的時候，總是給封建主義和小農經濟攔下來，無從觸及上層建築，令中國一次又一次與資本主義、個人啟蒙、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失之交臂，無法達至真正的變法維新與改革開放。

由中國化到封建化的歷史慣性

這一條歷史規律，在太平天國、清末、毛澤東時代不斷重複展開，想不到又在今天中國出現。在「向西方學習」中搬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進程中，即使中間經歷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但仍難逃再度被本土系統改造和同化的命運，並且合乎規律地變成了「封建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質上應屬李澤厚所提出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西體中用」）；但今天看來反而更像「中體西用」──馬克思主義被中國本有的頑強的「體」和「學」所俘虜、改造和同化掉，甚至現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索性連原本「西學」和「西化」這一步也省略掉。然而，單在名字和理論上面做文章，卻無助解決實際問題，反而令意識形態的水平和效力出現倒退。

假如大家讀過《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便知道李澤厚是用太平天國來寫毛澤東；但諷刺地，對現今中國也相當適用。李澤厚指出洪秀全「迷信前期主要是在軍事鬥爭中和在革命軍隊中所取得的經驗，當做整個社會生活所必須遵循的普遍法則來強制推行，違反了現實生活的要求、需要」；「他不是如實地總結鬥爭的經驗教訓，而把革命的成敗歸結是否忠誠於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義和前期的經驗不放」，「結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現在卻收效極微」。

在政治掛帥和意識形態掛帥的環境下，如今中國共產主義同樣變成了一種政治道德的理想，領袖經常強調要「敢於犧牲、敢於鬥爭」，與原本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距已相當遙遠；以前獲得重大成功的「經驗理性」和「實事求是」，亦愈來愈被擱在一旁。

「西化」大門一一被關上

這種中體西用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雖有嚴重脫離實際的危險，但也並非完全無法補救。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曾於香港學習西方事物的洪仁玕提出了《資政新篇》，以針對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封建性、落後性和空想性，此舉開啟了香港往後百多年為中國輸入與提供外來思想及解決之道的序幕。而恰好面對與共產主義相似的《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的解決辦法為大規模倡導和發展資本主義，這一點亦與香港一直以來的角色相符。洪仁玕此乃首次提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比後來改良派提出的發展工商業的主張，早了20、30年，而且也更為全面和徹底。

所以令人惋惜的是，自《資政新篇》以來，香港一直在敲中國資本主義的大門，並嘗試把中國向西方學習推到一個新高度；儘管希望不斷幻滅，但終於也等到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本以為可把資本主義融為中國共產主義基因的一部分，可惜歷史又給香港開了個玩笑，近年政策不單又拐了個大彎，到了二十大，更連資本主義的大門也被關上，使從《資政新篇》到二十大這歷時近170年，本可有望為中國消除封建主義的歷史進程，戛然而止。

近代以來的歷史總結算

1978年，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中寫道：「100年前的先進中國人已經在要求開議院重民權，100年後的今天封建主義的陰魂卻仍然如此不散，並且還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似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45年過去了，即使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但明顯中國「舊的習慣勢力和觀念思想仍然頑固地存在着……借着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衣裝，在反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的旗幟下……輕車熟路地進行各種復辟」（《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事實上，這股勢力已大幅修正了中國的歷史走向，令我們無法低估它們及背後思想的根深柢固與慣性力量。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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