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的心聲和中國外交部之回應

中美已經陷入「新冷戰」的政治對抗階段，如果繼續沿用溫和方式回應指責，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需要，「因爲妥協和退讓，並不能換來對手的讓步和尊重。反之，可能讓對手認為是軟弱，並得寸進尺。」

以上諸般具有本地特色的歷史教學現象，以及教育學者之獨特高見，倒令我想起了幾位來自中國，蜚聲國際的大學者對於晚清這段歷史的肺腑之言，值得參考及對照。

第一位是大史學家陳寅恪，他在1940年代任教於成都燕京大學，其間指導過石泉（原名劉適）研究中國近代史。據石泉回憶，有一次他跟陳氏說起有意探討甲午戰敗的內政背景，陳以為「此題可作」，最後說：

「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

第二位是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何炳棣。70年代末他曾接受記者訪問，強調「切不可研究第二流的題目」。記者問道，中國近百年史也極重要，會否考慮研究？他如此回答：

「這不錯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中國歷史幾千年我都有興趣，只有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這100年我不願專攻，因為這段時期實在太慘痛了。近百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和制度都比不上西方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工業和軍事更是落後，偌大的中國任憑西方和日本主義淩辱宰割，我不忍專門去研究這一段歷史。」

第三位是研究秦漢史的廖伯源，是我們香港人。他在60年代末考上新亞研究院，有意追隨歷史學家嚴耕望研究古代政制。其時嚴耕望問他爲何不選擇近代史，而轉向研究政治制度史。他的回答是：

「以前讀近代史，所讀盡是列強欺侮中國，常為之心情不佳，故不欲以近代史為以後之研究專業。」

這幾位都是留學歐美名校，在歷史學上有赫赫成就的大學者。陳寅恪之史學地位無需贅言，更通曉20多種外文；何炳棣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首任會長，曾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歷史講座教授；廖伯源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84年獲得被稱為國際漢學界之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

陳寅恪出生於1890年，何炳棣出生於1917年，廖伯源出生於1945年，這3位學者隔了整整3代，但對中國近代史都有強烈的記憶和恥辱感，不忍回顧，不願以之作為研究對象。

本地小學教師該是90後，教育學者則是50年代的人，對於這段如此重要的歷史，他們似乎沒有多少不忍，更多的是不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導致如此鴻溝式誤差，或者說是否依然要把矛頭完全指向外在因素，用謾罵和批評代替反思自身，掩飾自身的空洞乏力，這都是作為中國人的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回應

對於外界指責中國搞「戰狼外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中國從不霸淩他人，咄咄逼人也從不是中國的外交傳統。但是，中國人也不會卑躬屈膝，是有有原則和氣節的。她引用毛澤東的話予以回應這類挑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的看法則是，「之所以有『戰狼』，是因為這個世界有『狼』。」

「從根本上講，關於『戰狼外交』的非議實際上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翻版，是一些人給中國量身定做的一個話語陷阱。」華春瑩如此定性。

許多觀察家的共識是，中美已經陷入「新冷戰」的政治對抗階段。如果中國繼續沿用溫和方式回應指責，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需要，「因為妥協和退讓，並不能換來對手的讓步和尊重。反之，可能讓對手認為是軟弱，並得寸進尺。」故此，中國外交官借用「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這句歌詞進行說明目前的外交立場。

研究者認爲，「在很多人的概念中，中國並不善於在國際問題上說『不』，這一觀念根深柢固於國際社會的意識中。當一個不習慣說『不』的國家，開始不斷地說『不』，並且態度強硬而堅決時，自然會讓人感到不適，並陷入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