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的成本效益

中國抗疫最使人矚目的一項政策便是把武漢封城。（有傳言近日中國600多個城市中有20多個封了，其實不對，所謂的封城，程度與武漢相差甚大。）世衞及西方國家雖對此大動作感到驚訝，但既然這有助於減低疫情，她們也不會反對。但從中國自己的角度看，這政策倒是應作點成本效益分析的。

全國支援迅速 激勵士氣

先說成本或代價。在經濟方面，短綫的代價是難免的，代價多少，要看封城多久、封城期間的生產力，及封城結束後的復元速度。武漢GDP是中國GDP的1.6%左右（被疫症重點殃及的湖北則是4.3%），假設封城1個月，期間生產力剩下2成，那麼封城本身短綫對中國全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是年度GDP的0.06%。

但在世界經濟史中，多有例子顯示，只要人民士氣仍在，劫後的復元速度可以很快。2003沙士年的第2季，中國經濟的確有重挫，但全年下來，該年的GDP實質增長仍然高達10%。以此為鑑，封城的短期成本不少，但中國地方大，而且復元力強，長遠成本可控，而且會被人民其後的加倍勤奮抵銷掉。

封城一種較難預先估算的成本是人民會否恐慌、士氣敗落，進而埋怨政府管治不當。此種情況其實必會在一部分人中出現，舉世皆然，關鍵是主流的民情如何。從各種報道看來，武漢人民頗為堅強，願意在家中自我隔離，除了在疫症早期出現過混亂外，士氣仍高昂。此種士氣的來源，相當大部分應是來自全國的迅速支援，及火神山與雷神山醫院的極速完工及醫學設施安裝妥當。若非2003年出現過沙士，人民有了經驗，今次的恐慌比例恐會更高。

封城使外國人看傻了眼。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估計，美國光是季節性流感，從2010年至今，每年感染的人數900萬到4500萬人，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則每年從1.2萬到6.1萬人不等，情況遠比中國的嚴重，但不見美國人恐慌，別人也不會就此把美國視為疫區。我問過一些美國醫學界中人，他們對中國的大動作及香港的恐慌大惑不解。不過，既然中國自己把一座大城市也封了，這便容易落人口實，乘機誇大中國疫情對他們的威脅，這對中國的國際關係不能說沒有影響。世衞專家雖然大讚中國防疫做得好，各國不用過度反應，但封城太有象徵意義，總會在部分世界人民中留下負面印象。

多難可興邦，封城成本雖高，但其效益一樣顯著。疫情的初期，信息傳至決策人的速度不夠快（其實就算在美國此等先進國家，2009年的豬流感出現，美國盡了全力，但應對的速度也不比中國快），這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中國應付某些環節仍存在弱點，若非有大爆發，這些弱點也不易暴露出來。所以疫症正好提供一個演習及檢驗體制的機會。此種機會成本很大，中國不應浪費掉。

檢驗體制 積累管理經驗

戰爭往往能團結全國人民，使他們鬥志更昂揚。疫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人民要面對可怕的敵人時，一樣可激起更堅強的意志，但這並非必然，它需要一些條件。假如一個國家長期失敗，人民沒見過成功，我很懷疑在重大的新困難面前，他們還有無戰勝的意志。但中國近數十年來進步神速，人民有目共睹，所以自信心充盈，鬥志上升的條件存在。在政治上，此種意志對管治的有效性大有好處。

封城也是一種決心及能力的展示。無論對錯，封城總會給人一種感覺，中央政府夠膽量下困難的決斷。封城也必會帶來一大堆管理問題，例如物資如何進出武漢，我不相信武漢政府沒有犯錯，但若她守得住幾個星期，甚至2、3個月，總會展示出管理能力及積累到新的經驗。

封城顯示，習近平似是一位肯付出短綫重大代價的人，無論封城的成本效益是否化算，疫情終會過去，他很可能會被視作一個很果斷的人，他最終成為贏家的機會頗高。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大學院士、經濟系榮休教授、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榮譽總監、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芝加哥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畢業。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等管理職務、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大連工學院工業科技管理全國培訓中心美方教學團成員。雷氏除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美國經濟學會在內四間學術機構會員外，也歷任27份國際專業經濟學報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輯顧問、委員或審稿員，包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觀察》與芝加哥大學《人力資本學報》（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雷氏亦為香港特區太平紳士、銅紫荊星章獲得者。歷任香港特區政府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扶貧委員會等十多個諮詢架構或法定團體成員。他也是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委員會、台灣陸委會的成員。榮獲第二屆全球傑出華人暨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范克廉傑出教學獎。多篇論文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發表，其中四篇獲選入「經濟學關鍵性著作國際文獻館」，並著有《坐港觀天──從香港向外看經濟》、《用經濟學做眼睛》等13本書。另近年部分文章被編入《香港超越內耗》、《香港顔色密碼》等6本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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