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份的歐洲，有兩個國家的右翼政黨──瑞典和意大利──通過選舉取得多數民意支持而上台執政。兩個政府都是聯合執政，執政多久，未可預料，但由於其右傾性質──重視國家、反對移民等政綱，已令歐盟大感不安，特別是意大利所謂極右政黨兄弟黨之領袖梅洛尼（Giorgia Meloni）成為該國首名女總理，她一度有退出歐盟之言論。
由於兄弟黨有法西斯的根源，因此西方很多評論者將今次意大利的政治轉變，稱為「極右派」上台。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等量齊觀，都是極權主義的政治思潮。極權主義是藉國家政權，利用暴力全面控制人民財產、思想、行為的管治方式，將國家、領袖及種族置於至高地位。從這個觀點看，由45歲梅洛尼領導的政府，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右翼政府，但不是極右政府，更遑論是法西斯政府了。
近數十年西方多國右傾政黨執政較久
觀乎實行民主選舉的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一向有傾左或傾右的政黨政治。通過輪流執政，不同政黨調節國家施政方針，乃是常態，如美國民主、共和黨，英國保守黨、工黨，法國有戴高樂派及社會黨和法共等等。傳統上，左右之別主要在於經濟政策，其次是外交，再及其他社會層面。經濟上的左派和右派，是前者重分配，後者重增長；前者主政府介入，後者主市場；外交上，前者較着重國際協作及多元主義，後者強調國家利益及強大軍力；社會價值上，前者重平等，後者重自由。
然而自上世紀70、80年代以後，特別是蘇聯崩潰以來，西方大多數國家都以右傾（或保守主義）政黨執政較長久，例如英國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從1979年當政至1990年，然後馬卓安繼任至1997年，隨後由工黨年輕領袖貝理雅上台。而貝理雅之所以帶領工黨勝出1997年大選，是他拋棄該黨的福利主義教條，採納部分戴卓爾主義元素，形成所謂「第三條路」（Third Way）；但到2007年白高敦繼任，於2010年大選輸給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保守黨一直執政至今。
至於美國，共和黨從1981年的列根至老布殊，當政3屆總統；而民主黨克林頓在1992年贏得大選，入主白宮，也是採取了中間偏右路線才得以成功。2001年小布殊任兩屆總統，奧巴馬2009年上台還以顏色，到2017年共和黨特朗普掌權一屆，如果加上1950年代的艾森豪威爾、1969至1977年的尼克遜和福特，共和黨執政時期遠超民主黨。
澳洲方面，工黨在野近10年後，至今年5月才再度執政，之前工黨掌權6年（2007至2013年），但自由國家聯盟在霍華德（John Howard）任總理下管治11年（1996至2007年）。
而法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法共及社會黨曾是舉足輕重的政黨，至今法共基本已消失，社會黨的密特朗於1980年代曾任兩屆總統，但影響力已大不如前。現任總統馬克龍由新興的年輕人力量支持，立場較持中，惟在今年爭取連任的總統大選贏得辛苦，極右政黨的馬林勒龐所得票數大增，得以進入第二輪投票與馬克龍競逐，足見實力不容忽視。馬克龍施政傾右，幾乎無可避免了。在今年6月的國會選舉，勒龐派力量也大增。
這次歐洲右翼政治力量擴展，實在是2015至2016年間歐洲民粹主義（populism）崛起的持續。當年這股思潮是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恐怖主義襲擊，及敘利亞內戰引致數以百萬計難民湧入歐洲所致。很多國家，如匈牙利、波蘭、意大利、奧地利等，右翼政黨紛紛當權或加入聯合政府執政。以前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匈牙利和波蘭，最為堅決抗拒中東難民，反對歐盟的任何難民配額制度。
意國梅洛尼政綱 明顯針對「政治正確」
意大利兄弟黨梅洛尼以「上帝、國家和家庭」的口號競選成功，但左翼政黨用「新法西斯主義」稱呼其政黨，顯然是抹黑伎倆；她聲稱自己代表「主流保守主義」。意大利跟其他西方經濟體一樣，自俄烏戰爭爆發後，深受能源價格攀升和通脹影響，左右翼政府的解決方法都乏善可陳。梅洛尼在這方面也無把握處理好，反而她在文化及社會價值觀念上的敢言，令其政黨脫穎而出。她的政綱內容有：認同自然家庭（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認同天生性別、反對性別意識形態（機械式的平等女權主義）、認同生命文化（肯定女性自然生育權利）、反對墮胎、反對伊斯蘭暴力（維護基督教正統信仰）、認同更安全的邊界（反對大規模移民）等等。
梅洛尼政綱明顯針對西方自由民主社會近10多年來日益發展的「政治正確」文化（woke culture），當中「泛平等」的實踐已達到荒謬地步，例如傷殘者要叫”physically challenged”、表格要分3種性別、設立中性廁所、少年可以選擇跨性別等。《紐約時報》更推出計劃（The 1619 Project），企圖以黑奴抵達美國之年（1619年）為該國立國之年，而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之年。而在2020年5月美國黑人弗洛依德（George Floyd）被警察壓頸死亡後，黑人在數十個城市暴動，大肆搶掠商舖，警察不敢強力鎮壓，示威者又弄污或拉倒美國多座名人雕像，包括華盛頓及傑弗遜，連在英國的邱吉爾雕像都遭殃。
自由、平等觀念發展走向反面
近年評論者論及西方民粹主義興起時，極少談到西方各國內部文化及社會價值的衝突和摩擦；他們大多從政治及經濟層面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之興起，例如美國著名的CNN評論家Fareed Zakaria；但他們忽視了西方國家內的文化衝突。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明以白人為主，基督教是其精神依靠。唯近年多國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在英國、北美、澳紐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s）民族正在減少，其信仰的宗教也日漸稀釋。
同時，社會主義思想衰落，在這些國家失去影響力，然而「平等」價值觀卻繼續傳播。另外，烏托邦思想仍受知識分子擁抱，由一個爭取經濟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轉而鼓吹一個絕對權利及平等的社會。平等思想的極端化，引致「左膠」現象。一般公眾敢怒不敢言，只有透過選票表達不滿。近年西方社會日趨割裂，文化價值的分裂及衝突是一個極重大原因。英國評論家Douglas Murray認為這些文化衝突，實際上是一場戰爭──一場對西方文明的戰爭（可參考其2022年出版的The War on the West一書）。
西方文化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自由和平等觀念源自西方文明，唯弔詭的是，這些觀念的發展卻走向反面，變成「泛政治化」。平等的絕對化，是沒有平等（著名大學制定黑人收生配額，卻剝削了亞裔學生的機會）；自由的極端化，變成沒有自由（「政治正確」壓力下人們不敢自由表達）。意大利右翼上台的事例顯示，民主選舉是一種糾錯機制。
原刊於明報新聞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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