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自軒轅黃帝開始，社會出現了一個根本性轉變。過往土地和人民不由政權擁有，轉而變成由政權所擁有。這便是〈論語·泰伯〉所說「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中的「有天下」了。緣起是軒轅黃帝建立禮制，以父子親情來比喻領導和人民的關係。黃帝去世後，政權仍由家族中人接掌，堯舜兩次禪讓，都是親屬間傳授政權，至夏禹才開始以直系血緣關係繼承權力，這種一人擁有政權的家天下政治模式便確立了，天下變成了天子的私產，就是所謂帝制，並下開以後以禮制為基礎的帝制傳統，確立禮法，即是以禮作為社會管治的原則，形成王法。
禮制變成專制
這一歷史轉變，相信軒轅黃帝也始料不及，也想不到禮制會演變成專制極權。在四五千年前，社會頭號問題是整體生存，每一個人都要養活。當時農業生產仍是十分原始，關鍵的區田糞種到商朝伊尹時才出現，其時應付環境及天氣變化等知識必須掌握得好，要人人知道，各人的收成才符合預期，還有老弱照顧，所以上下領導關係是有需要的，帝制出現初時帝位的責任實際上比權利還要多，這亦是上承自帝制出現前「德」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那時貴族還沒有享福，還是要勞動。這種上下照顧的關係，畢竟感覺上反映出上下能力差異是十分自然，禮制便形同好像自然地一樣為先民接受了。
〈白虎通德論·號〉說「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姓，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明確指出軒轅黃帝始創這制度，以黃色喻自然，既是自然，人力是沒法改變的，所以說「萬世不易」，明言掌權人擁有政權是永遠的，而永遠的意思便是血緣繼承了。〈白虎通德論·崩薨〉說「禮始於黃帝，至舜堯而備」，直接說明這制度就是禮制，至堯舜制定《堯典》《舜典》才完善。階級距離及特權差異自此亦逐漸形成及漸漸開始擴張。
〈白虎通德論·號〉隨後說「黃帝有天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其中所謂「大道」，就是上承黃帝之前「萬民皆有所養」的社會模式，所謂黃帝之「德」，便是說他能夠盡能力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照顧社會。可惜三代發展，這政權之「德」，社會責任日減，逐漸演變成只有特權。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說「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複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而這「四法」有如四季般自然地周而復始，賦予「家天下」政權循環不息永遠統治天下的特權，以自然理由鞏固「禮制」，這便是「王法」的自然觀。
〈春秋繁露·玉杯〉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春秋》所記載王權統治之原則，便是天下所行的「王法」，君權天授，在於社會，人民要追隨君，永遠在君之下，以此而定下「上尊下卑」之「法」。
〈呂氏春秋·圜道〉說「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再說明「上尊下卑」的「王法」統治是自然的，上下君臣位置是永遠不變。
王道與孝道
〈春秋繁露·保位權〉說「是以君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在「王法」的原則下，君臣職責有分，一切都是自然的。君為領導作主，臣只是出力，所以一切歸功於君。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在「王法」的原則下，君為天子，是天命，是天意，天子視天如父，所以事天要盡表「孝道」，必須絕對順從天意。而這種「孝道」在人間向下延伸，天子作民之父母，當然亦要人民向天子表示「孝道」，要絕對順從天子，這便是「禮制」的核心所在，變成一個極權，而把極權統治視作自然而合理化。這所謂「孝道」，完全不是指親情之孝，而純粹是一種統治手段。
〈漢書·刑法志〉說「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這種「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的極權制度，便就是「王道」。「王道」在古代明確是一個政治上的術語，即是以「禮制」建構王權所統治下的社會制度，並不是現代一般人口中的「王道」那樣隨便。
〈禮記·樂記〉說「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由「禮制」而確立「上尊下卑」的絕對不平等關係，視作自然，天子為民之父為臣之君，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便成為社會的「紀綱」。這「上尊下卑」的「紀綱」便引出「正六律，和五聲」，自然的五聲音階高低，再把「上尊下卑」變得自然合理化。所謂「德音」，便是表彰政權權力之音階，所謂「樂」，只是一種表彰「上尊下卑」的政治和聲理論而已，與現代的音樂概念完全是兩回事，所以古代經常「禮樂」並稱。〈白虎通德論·禮樂〉便說「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指出什麼是「制禮作樂」。
〈漢書·律曆志上〉說「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便明確指出「五聲」所含君臣民「上尊下卑」之義。
刑法豎立威權統治
〈史記·律書〉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便說明以「王法」為原則而制定「六律」作為統治天下之道。法律的「律」字便是由此而來，但是這「律」完全不是現代所理解的刑事規條。「六律」由原本三分損益法而產生聲響的自然音階和應，一變而套用作階級差別以比作自然。古代由「王法」制定的律例，主要是管束人民服從「王道」統治，這亦就是中國人「依法治國」（Rule by Law）或可說是「依律治國」的觀念根源。
〈禮記·王制〉說「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便指出不守禮樂或不服從天子的，便是不孝，嚴重者便視為叛國，大逆不道。
〈孝經·五刑〉說「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便指出大逆不道者或視為「不孝」的，便要用刑。「五刑之屬三千」，刑罰的條例有三千條之多，都是出自周朝的《呂刑》，並可上溯至《堯典》及《舜典》兩本刑書。這便是〈孝經·孝治〉所講「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了。
〈漢書·刑法志〉說「《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所謂「五刑之屬三千」，都是嚴重傷害身體的刑罰，可謂違反人權到極點。
〈漢書·刑法志〉說「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便說明「禮制」就是用刑法來豎立威權統治。
能夠大量引用《呂氏春秋》、《春秋繁露》、《白虎通德論》、《禮記》、《史記》、《漢書》等西漢典籍，主要是因為漢武帝獨尊儒術，劉氏政權繼承了這禮制的道統，所以需要大量官方著書，以確保劉氏統治的合理性（Legitimacy），並全面推行「以君為本」政策，在各地設立「小學」，全國講授五經，傳襲「上尊下卑」的「禮」及尊君的忠孝思想，開創國民教育先河，並設立太學，從民間吸納所謂「忠孝」人士走上仕途，即是吸納絕對忠誠的人作為臣子，支持漢室運作，以期漢朝可以千秋萬歲，所以西漢講禮制的書特別多。可惜正如老子所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帝制因為違反自然，未能慎終如始，所以必然會失敗收場，「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結果兩漢合共統治400年左右便滅亡。此後朝代更替，都是「以暴易暴」，只換了「宗室」繼承「道統」，歷代最長也不足400年，曇花一現的更不知凡幾。
談回法律，以「王法」統治，為求治安，當然亦有為民間斷獄。〈周禮·秋官司寇〉記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指出周朝有各級理官為民間斷案，例如各鄉有「鄉士」為其鄉聽訟。
〈周禮·秋官司寇〉便說「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帥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按此記載，重刑可有三級判案，但定案沒有法例可依，一切靠聽訟者作判，可說是十分人治。
〈史記·高祖本紀〉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及至漢高祖劉邦才有約法三章，簡單定出一些刑事準則。《史記》之〈律書〉及《漢書》之〈刑法志〉，都是仍然以「王法」之順從王權與否作為刑法基礎，完全不是現代所理解的刑事規條和法律觀念。
「王法」直到明朝《大明律》，仍然以「十惡」為最嚴重罪行，「十惡」就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這裏所說的「不孝、不睦、不義」，都是不尊君的意思，「不孝」是不順從王上、「不睦」是與王上不和、「不義」是不守君臣有別之義，都是與叛逆同等。清朝《大清律例》亦與《大明律》差不多，謀反等之十惡為最大罪。不過，約法三章等的民間法內容擴充了不少，但斷獄判案始終是人治。
擺脫禮制的不平等
歷史發展，很多事情都在扭曲了後再返折，變回正面化而習以為常。禮貌原出於「禮制」階級觀念要求下的一種態度表現，「禮制」逐漸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後，禮貌逐漸才變成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禮儀，人民習慣了對君主絕對服從後，「孝」才逐漸返回親情之孝的意思。明白到有字義崩塌這回事後，面對一個「禮」字，可知道禮貌以外，還有政治階級觀念的「禮制」，面對一個「孝」字，可知道親情之孝之外，還有政治上尊君之「孝」。經「孝治」長年累月的潛移默化下，政治上的「孝」仍然隱藏在很多人的思維中，默默地支持着「王法」也不自知，還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文化，無論誰登大寶都一樣，處處表現「克己」，不會踰越「十惡」的界線。歷史雖然封了塵，但是是磨滅不了。認識歷史，了解文化淵源，檢討歷史得失，這才是研究歷史的意義。
英文Rule by Law譯作「依法治國」，實際上應該是稱為「依律治國」，這個Law字其實是「律」的意思，至於Rule by Law的「法」，便是「王法」了。「王法」的法治觀念，就是以尊君為原則，維持王權穩定而達至長久治安。所以可以理解，「王法」的原則不一樣，法治觀念、治安理念、司法制度、司法權的認識、甚至對法律的理解等，都會不一樣。
回顧古代，時至春秋末，老子目睹「禮制」的不平等，根本是違反自然，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指出禮制根本是社會動亂的最大禍源，只是一種虛偽及愚弄人民的社會制度，並且提出「道法自然」，希望改變禮制，返回一個平等的社會制度，改變王法。這「道法自然」的法治原則，上承自管仲「以人為本」的人權觀念，再擺脫禮制的不平等，是一個平等的共存觀念，有如大自然萬物和諧一樣，可以稱為「和諧自然法」。就是這共存觀念，帶出不同的道德觀，可與「非人治自然法」作一比較。
檢視三種不同法治觀念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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