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新加坡新一屆的國會選舉，總理李顯龍主導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AP,People’s Action Party）參選，獲得全部93個議席的83席，仍維持一黨獨大的格局，但得票率只有61%，遠低於上一屆（2015，約70%）。
反對派工人黨（WP, Workers’ Party）贏得10席，幾席取於執政黨有政治明星集聚效應的「集選區」，獲取的選票由40%（2015）增至50%；另一反對派前進黨（PSP, Progress Singapore Party），雖未贏得席位，獲取的選票也上升。
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正面對較大的挑戰。
李顯龍還有來自家族的挑戰，胞弟李顯揚為反對黨站台；侄兒李繩武批評法院順從政府，被判藐視法庭罰款近1.1萬美元。
柏林展名著 關注極權論
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是差異很大的政體。近期因俗稱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港區國安法的爭議，引起全球媒體對威權、極權的「再關注」或伸延討論。
德國歷史博物館最近在柏林展出〈漢娜‧阿倫特和20世紀〉，德國之聲發表評論：「在今天，漢娜‧阿倫特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意義。」（註1）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德國猶太人、美籍傑出政治學家。其代表作、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深入分析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後者着重列寧（1917—1924當權），斯大林（1924—1953當權）的蘇聯社會主義極權主義，並與法西斯主義比較。
她論及一黨專斷下的極權主義，導致社會的恐怖、人的工具化。上引德國之聲的評論，說她的「批判性思維」，提醒現在的讀者不要盲從，人不應「只是工具」。
她論述極權主義的「謊言宣傳手法」，愚弄無知者；極權主義者煽起特有的「心理妄想」，即對希特勒（1889—1945）或斯大林的崇拜；在執政黨內，發起無數的鬥爭，並運用「從內部控制人或威嚇人的方法」。
哈耶克論析 被奴役之路
在她之前，自由主義大師、奧裔英籍政治經濟學家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早有系統分析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述評極權主義下的暴力和恐怖。稱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是通往極權主義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註2）。
這兩本名著有北京的中譯版（《極權主義的起源》於2008年出版），在胡溫新政時段（2003.3—2013.3）廣泛傳播，又有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 1921—2007）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析斯大林極權體制及「斯大林式恐怖」。
但是，京、港、台和外國傳媒的不少標題和文章，仍分不清極權、威權體制，把「一黨領導」與新加坡的威權體制相提並論。在台北，有人把中國大陸的體制稱為「科技威權主義」。
2010年前後，西方一些「中國通」編造出「北京共識」，稱是「威權主義政府＋國家資本主義」，把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混為一談。
一黨領導制 階級專政論
當今的5個「老共」（指老牌共產黨政權，是中性陳述詞不含褒貶），是斯大林模式「一黨領導」體制，構建於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
其「指導理論」，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917），它聲稱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暴力組織」，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軍警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註3）
「一黨領導」是中共官方術語，源自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在北京會晤戈爾巴喬夫的談話（1989年5月）。
中共的「一黨領導」體制，源自「大老闆」斯大林，關於階級鬥爭和思想意識改造的理論、黨的權力結構，都是向蘇聯「取經」，形成「一邊倒」的政策取向（註4）。
「一黨領導」的最大特點，是極度集權，權力集中於執政黨甚至黨的領袖，黨在國上、法上，權比法大，形成「黨指揮一切」和「以黨代政」、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一言堂，衍生個人崇拜的「造神」。
朝鮮的勞動黨（共產黨），竟有家族三代執政；古巴也有二代家族掌權的紀錄。
威權與極權 差異四元素
新加坡人行黨、俄羅斯普京的威權主義，或1980年代台灣蔣經國的威權主義，不同於5個「老共」或其他專制王朝的極權體制。即使同為威權政體，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差異亦大。
就現實政治而言，可以解構視角分辨極權、威權體制。
先分解相關的權力、社會結構，再重構體制差異的圖象。我的解讀，是兩者的差異涉及四大元素：
- 反對黨和自由選舉；
- 法治、社會自由和民間社會；
- 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自由經濟），還是命令經濟（計劃經濟）模式；
- 全球各類社會文明指數（表）。
有無反對黨 涉自由選舉
5個「老共」不容反對黨。所謂民主黨派，只是「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花瓶（如紅中的民革、民盟、台盟），因而不存在選民的自由選舉，沒有真正的「投票人意志」，只有執政黨的指令。
不管是執政黨內還是黨外的高層職務，大都無差額選舉（越共頂層有差額）。等額選舉的得票率，往往是100%；會議的決議，則是「一致通過」。
在威權體制下，社會上有反對黨和自由選舉，持選票者大體有自由選擇權，能體現「投票人」意志。
新加坡的人行黨、俄羅斯的統俄黨（由總統、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主席普京控制，出面者是梅德韋傑夫，為黨主席、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俄羅斯總理），面對10個以上參選政黨的挑戰。
威權體制的選舉制度設計雖未必公平，俄還有暴力恫嚇之弊，但執政黨或政治強人（如普京）得票率（國會或總統選舉）不會很高，更不可能100%（近幾年在60—70%）。
俄羅斯今年的修憲公投（6月25日至7月1日），支持修憲以延長總統任期（或至2036年）的選民，只達78%。（註5）
法治和自由 差距非常大
「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同為威權體制的國家，法治程度差異也大。新加坡有很高的法治度，俄羅斯則很低。
在2020年度（評估2019年實況）正義工程法治指數（評估的國家、經濟體128個），新加坡排12，高於香港（16），更遠高於紅中（紅色中國，88）。自由民主政體的台灣，未在評估之列。
在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180），威權政體國家（新、俄）排名都很低（158、149），5個「老共」更低：紅中177（倒數4）、紅朝180（倒1）、紅越175（倒6）、紅老（撾）172（倒9）、紅古（巴）171（倒10）。台灣則排位較高，列43位。
有民間社會 自由經濟體
極權、威權政體與自由民主政體之別，還在於民間社會（公民社會）能否存在？
新加坡自1959年獨立以來，一直在李光耀家長模式管治下，但有完善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即自由經濟體系，經濟發展成果很大（註6），也有民間社會的一些空間。
新加坡的自由經濟體系重視國際準則、仲裁的公正，故能建成國際仲裁中心。澳洲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新加坡問題專家巴爾（Michael Barr）說，新加坡着力在全球市場的「正確站位」，傾向「站在美國一邊」（註7）。
極權體制下 無民間社會
在蔣經國時代的台灣威權體制，有反對黨參與的選舉，有民間社會的監察（如壓力團體、民營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後來促成社會從「解嚴」走向自由、民主之路。在實現自由選舉、逐漸健全法治之下，台灣的民間社會得以很大的發展，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得以建立和發展。
「一黨領導」的極權體制，則沒有真正的民間社會。所謂群眾團體（如工會、婦聯）及媒體都姓黨，個人崇拜的「造神」，衍生新納粹和新戰狼（註8）。
在極權體制下，也沒有真正的完全市場經濟體系，仍是命令經濟或半命令經濟（計劃經濟）體系。
至於全球文明指數的差異（表，8—14項），也突顯了不同政體的「特色」。
反思毛文革 正視家長制
在中共黨內，有反思毛文革（1966—1976）者呼籲，正視極度集權的弊端。
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1897—1986）說：「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不能誇大個人的作用，不能個人說了算」；「突出個人、獨斷專行，就一定要犯錯誤」（註9）。
當過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1917—2019）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必須杜絕家長制、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
以人為本，制約權力，建立法治，護衛自由，社會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儒家經典《孟子》主張「施仁於民，省刑罰，薄稅斂」；社會確需休養生息，個人應可獨立思考。
註：
註1：德國之聲（柏林）2020.5.10。
註2：《通往奴役之路》中譯本（北京，1997），頁33。
註3：《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第3卷頁163—271。
註4：李玉貞：〈毛澤東同米高揚談建國藍圖〉，炎黃春秋（月刊，北京）2014年第2期，頁1—9。
註7：香港會成為新加坡嗎？德國之聲2020.7.26。
註9：《葉劍英年譜》，中央文獻社（北京，2007），頁1184。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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