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以外，中國與印度這兩大鄰近的文明古國，在其悠久的交往歷史中，並未發生重大衝突。地理是主因：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橫亙兩國。而且兩國之間，中亞和東南亞小國林立，形成了廣闊的緩衝帶。
兩國的佛教聯繫也為人熟知。僧侶不會獨自徒步遠行，而是經由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騎馬或乘船出行。幾百年來，兩大文明古國假道絲路切磋知識，從哲學、數學、天文學，至諸如打坐冥想、船舶設計和製糖技術等實用學科，不一而足。溫家寶總理最近訪問印度的一項成果，便是雙方達成協議，同意編纂一部百科全書，記錄兩國古往今來各領域的交往。若妥善開展，這項事業將如李約瑟的不朽工程《中國科學技術史》，後人可踵事增華。即使僅以我們目前所知，也能洞見中印兩國之相生相成。
中印邊境戰爭這場偶發事件，在印度人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戰爭因邊境衝突而起。然而邊境衝突，本不應成為構建良好雙邊關係不可逾越的障礙。印度的訴求，是基於英國政府與西藏政府協議劃分的麥克馬洪線，而彼時英屬印度承認清政府為西藏的宗主政府。說來奇怪，英國外交大臣幾年前被問及此事時，將宗主統治與主權統治視為等同。20世紀50至80年代，中國頗樂意以中印控制線為界，也即印度保留阿魯納恰爾邦，以換取中國保留阿克賽欽。1960年，中國與緬甸協定邊界時，也接受麥克馬洪線為談判基礎。但印度卻久久不願接受中國提出的交換協議。到了90年代，印度改變主意，中國卻又不情願了，尤其在六世達賴喇嘛出生地達旺的歸屬問題上。現任達拉喇嘛表示可能會在西藏之外轉世，中國自然推想達旺為轉世地點，也必然視之為挑釁行為。中印邊界衝突因此受西藏問題所左右。
經濟關係在政治關係之上
中印政治關係落後於兩國增長強勁的經濟關係。中國已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去年的雙邊貿易額超過700億美元，預計2015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中國已大大改善了通往青藏高原的公路、鐵路、航空及電子通訊，並意圖通過山路將之連通至印度交通和通訊網絡。緬甸開放，東南亞將再次成為聯通中國與印度的要塞。重慶、昆明等城市因地理位置受限，熱切希望排除政治障礙。加爾各答也將獲益良多；其位置優越，與拉薩的公路距離不足一千公里，與昆明的飛行距離略微超過兩小時。日本佔領中國沿海地區的時期，中國國民黨軍的物資補給，便從孟加拉邦和比哈爾邦，穿過緬甸、飛越駝峰運送而至。
印度畏懼巴基斯坦，使中印雙邊關系更為復雜。冷戰期間，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屬對立陣營。因為美國支持，巴基斯坦在邊境一側促成激進伊斯蘭基地的建立，借以支持阿富汗穆斯林遊擊隊抗擊前蘇聯。殊不知美巴是作法自斃。印度過去「因」巴基斯坦而煩憂，如今卻「為」巴基斯坦而煩憂。印度已然改張易調。印巴雙邊關係遠不算正常，但已改善許多。中國則審慎平衡與巴基斯坦的歷史友誼，以及與印度逐漸緊密的經濟政治關係。若循此趨勢，西藏問題將緩和，屆時便可啟動邊界問題重要談判。即使談判進展緩慢，中印關係也應見整體改善。
展望本世紀下半葉，中印關係在全球事務中，可能會與中美關係同樣重要。中國和印度佔世界四成人口，為世界貢獻不止一半的腦力智慧。在人類所有事業中，中國人和印度人如何共事共處，將舉足輕重、動關大局。從兩國精英今日在矽谷的作為，便可預見未來世界之面貌。
美好前景建基於良好關係
長遠觀之，中國和印度的文化關係最為關鍵。現在，兩國常常互懷成見。新加坡所處區域，恰好見證中印曼陀羅式格局的交錯重合。容我引用王賡武教授簡明精妙的表述：兩國間顯然還有不少偏見和誤解*。但與此同時，兩國又互尊對方為文明古國。中國人無一不知道佛教源於印度。一位駐北京的印度大使告訴我說，他在中國拜訪佛教寺廟時常常受到「教廷特使」般的禮遇。
如果中印未來幾十年關係穩定，前景便一片光明。我們可樂觀預見，太平洋至印度的亞太地區，也即世界超過六成的人口，未來多年都將享受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日子。當然小衝突會偶爾發生。如果中國和印度陷入對抗泥潭，未來便動蕩不安。可以想見，必然有第三方趁機挑撥離間。
可見，中印關系長期良好，是我們應該努力實現的目標。中印兩國不會因為關係太親密而予人困擾。中印之間有相互引力，卻是兩極；多極世界會因此更穩定。這種格局下，小國便有更大的行動自主權。
為改善中印長期關係，阿馬蒂亞•森、蘇嘉塔•柏瑟（Sugata Bose）、我本人以及其他人略盡綿薄之力，努力促成那爛陀大學的重建。幾百年來，那爛陀大學匯集了亞洲各地的有識之士，其中大都是佛教僧侶。東亞峰會的領袖十分支持重建那爛陀，現在連美國也覺得想法甚好。亞洲若和平，又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力量，便可幫忙釐清中東盤根錯節的問題。
中東局勢對中印的挑戰
中東不穩定，於是形成嚴峻挑戰，不僅影響西方，也影響俄羅斯、中國、印度和非洲。這挑戰源於穆斯林極端主義以及可能中斷的能源供應。但不同國家對中東的看法卻不同。西方因歷史上長期衝突，往往視伊斯蘭教為威脅；但中國認為伊斯蘭只在鼓動穆斯林少數民族叛亂時，才是問題。伊斯蘭與中國史上並無深仇大恨。印度人對伊斯蘭世界的褒貶不一。有人採西方視角，許多人則不然；但史料充分，可支持多種觀點。
伊朗便是一例。伊斯蘭革命後，西方視伊朗為令人畏懼的對手；以色列認為伊朗威脅其生存。中國歷朝歷代，幾乎都與伊朗或波斯為友；印度覺得波斯代表高度文明與燦爛文化。
中國和印度在中東的影響勢必愈來愈大。儘管短期間會削弱西方地位，長遠觀之，亞洲崛起會緩解許多緊張形勢，這對西方有利。伊朗人、阿拉伯人、阿亞圖拉 、教長和穆斯林兄弟會，便不會覺得如此深陷與西方始終敵對且水火不容的局面。中東看中國和印度的眼光，也與其看歐美的眼光截然不同。容我舉例說明：沙特國王阿卜杜拉上任後，首先訪問的兩個國家便是中國和印度；馬來西亞是第三個。
沒多久前，英屬印度還控制着波斯灣地區，印度盧比是通用貨幣。今天，寶萊塢電影和印度音樂已是流行文化。印度不僅為波斯灣地區提供勞動力，也為官民機構貢獻運行系統並提供服務的腦力和智慧。印度由於歷史原因而且地理位置靠近中東，對塑造中東的未來，作用會大於中國。中國的優勢在於擁有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
中國和印度在世界舞台重新崛起，一邊推升亞洲騰飛，一邊推動發展中國家前進。亞洲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在全球投資和消費的佔比逐年上升。拉美和非洲的資源人口比例佔據優勢，受益必愈來愈多。
對發達國家居民而言，亞洲崛起是威脅也是機遇。許多人會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所以工作要更賣力，但收入或許會減少。現有的國家福利難以為繼。相反，若有知識、資本和人脈，便可購買更廉價的土地，從海外獲得更廉宜的勞動力，並且把產品銷往經濟增長的市場。由於收入分配日趨不均，許多發達國家的政治形勢每況愈下，各國要形成合力應對新挑戰，已愈發困難。
不論輸家贏家，必面臨潮流不斷更叠之勢。不論是國家、企業、教會、部落、家庭或個人，其如何在潮起潮落中審時度勢，重新定位，將影響其成功的概率。當然，世事並無必然。比如，我們不知道中東會爆發什麽新事件。伊朗核計劃顯然使人憂心。還有那些未知的未知。如果固步自封，盼望一切轉瞬即逝，將是大錯特錯。這些不會消失，因為我們見證的是滄海桑田之變。
講者簡介
楊榮文，1988年起從政23年，先後擔任過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長、衛生部長、貿工與外交部長。2012 年1月1日，楊榮文加入嘉里集團擔任副主席。自2012年8月起，他同時擔任香港嘉里物流集團主席。彼亦擔任那爛陀（Nalanda）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經濟論壇理事會理事、哈佛商學院亞太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受教宗委任擔任天主教經濟委員會委員。2012年11月2日起，楊獲友邦集團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氏同時是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孫中山南洋紀念館顧問，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訪問學者。
此演講發表於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的第七屆年度蔡氏講座上。楊榮文當時是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傅高義傑出訪問學者。文章摘自楊氏新書，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張灼祥
黃冬柏
文灼非
關品方
何民傑
王文華
陳家偉
陳妙霞
張炳良
陳景祥
何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