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韜：香港須與內地合作發展金融科技|本社編輯部

編按：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梁伯韜先生於2017年1月14日出席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工商管理研究社、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工商研究所、《信報財經月刊》主辦，本社協辦的「2017香港政經發展」論壇，當中談及自己對香港未來在金融、科技發展的一些看法，以下為講座內容節錄。

在開始演說前，我想先跟大家溫故知新：到底在過往38年香港經濟有什麼變化？

我會從1978年開始談起，為什麼是1978年呢？皆因鄧小平在1978年12月重出江湖，三落三起。在1978年的第11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概念，而這個概念對中國、香港以致全世界的影響都十分深遠。

恆指過往的波幅

當我們觀看過往38年的恆生指數走勢，我們可以看見恆指不斷上升。為什麼我要以恆生指數作為參考？因為地方的股市可以反映地方的經濟發展。恆指總共經歷過兩次大落，當中影響的因素包括80年代初地產泡沫爆破，利息升至20多厘，其他因素亦包括港元危機、銀行風潮等。但其實這些都只是小波折，但大浪乃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自鄧小平在1978年復出以來，恆指升幅高達29倍。

在1997年之後，香港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香港股市亦在1998年受到外資大鱷興風作浪，再加上當時樓市泡沫爆破，不少人都淪為負資產，股市不斷下趺至1999年的低谷。緊接着全球科網股熱潮，香港亦跟隨着科網股的步伐，股市便出現了 V 型的反彈。直至2000年5月科網股爆破，加上2003年沙士的影響，香港股市再出現一個深度的調整。而在調整期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香港來說影響非常大。

中國加入 WTO 可說是引起第二波升幅的動力。通過加入 WTO，中國的市場將會更加開放，經濟發展更快速。港股並沒有在沙士期間受到中國加入 WTO 的消息影響而回升，而在沙士後從谷底反彈。直至2007年，由於當時有傳將會推出港股直通車，加上全球股市資產泡沫，繼而將香港股市推至高峰。好景不常，由2007年開始蘊釀的次按風暴，終於在2008年8月爆發，而雷曼兄弟亦正式宣佈破產。在是次的金融風暴之後，環球經濟進入了新的量化寬鬆週期，全球印鈔。中國為了減輕金融風暴對環球經濟的影響，當時便推出了4萬億元的刺激方案，同時繼續不斷印鈔，資金四處遊走，形成了地產泡沫以及部分產業過份投資。

準備應付「新．新常態」

直至現在，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或新新常態，經濟增長由金融風暴前的雙位數字增長，下滑至現時的6.5%左右，來年增長可能會更加低。我自己相當幸運，經歷了這個大時代。我在加拿大完成學業後，於1980年回到香港，一直都在金融界工作，見證這些大浪。2006年，我在環球金融風暴前離開了投資銀行，轉而成為投資者。在過往38年，我剛好遇着香港經濟迅速增長，可說是這個行業的得益者。

去到現在，我們在面臨新新常態的浪潮應如何準備？以往兩個浪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加入 WTO，而現在我們應該尋找什麼？中國現在要開始轉型升級，要發展現代服務業。首先談一談現代服務業，我會集中於兩點：第一點是科技發展政策，另一點則是金融發展及其政策。去年，在中國總理提交予人大的工作報告中，當中提到兩點，第一點是深層次改革。老實說，在現屆政府上任前，深層次改革已經多次被提及，但再落實深層次改革絕非易事，因為少不免會驚動到不少既得利益者，中國亦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經濟體系。因此，這一點可說是發展得不太理想。政府報告中亦提及到雙創的概念，就是創業和創新，皆因現時中國政府亦認為新的經濟需要依靠科技發展、創新來推動。

融入深圳的生態圈

我們能夠如何運用這個機會？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的確是相當落後，創科局也是在去年歷盡艱辛才得以成立。即使我們有龐大的財政儲備，我敢保證，單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在創新及科技上得到成功。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功，香港必須與中國融合，尤其是深圳。現時深圳可以說是最成功的創科城市之一，回想十年前，當時不少人擔心深圳會被掏空，但現在深圳的發展絕對令人側目，華為、騰訊、大疆等全球首屈一指的公司亦位於深圳。不單是硬件、軟件上的優勢，現時不少知名學府亦在深圳設立分校，招攬全國的人才。深圳的例子值得我們學習，因為香港在轉型升級方面相當落後，我們一直都在固步自封，不與時並進。在看過河套區的發展計劃後，不少人批評其對香港人就業發展沒有幫助，但其實現時交通發達，比起美國人去矽谷工作要方便得多，但港人仍然嫌麻煩，不願到遠赴深圳河套發展，這一點實在令人費解。我們亦要製造一個生態圈，而當我們太過落後、難以製造自己的生態圈時，我們便需要融入到別人的生態圈中，也就是深圳的生態圈，皆因深圳的高科技生態圈發展非常出色。我們必需利用這些優勢，與深圳合作，繼而加強自己的競爭力。

其實香港也不是完全沒有優勢。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城市，訊息非常發達，具備健全的法制，生活環境好，交通亦相當方便。其實這些優勢絕對可以吸引外國的人才來港發展，進行科研。我認識一些教授，他們未必會喜歡在大陸居住，轉而選擇在香港就業、進行研究。只要我們有設施、環境，具備良好的生態圈，我們絕對可以招攬這些人才。

深圳、美國、以色列在創科上發展得相當好，因為他們對外招攬人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地方會拒絕人才，即使現在保護主義掘起，低下勞動階層可能會對外來人才反感，但對於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拒絕這些人才的。所以香港要包容及開放，我們亦要改變自己的思維，否則沒有辦法進步。

香港金融科技落後

在金融方面，即使作為金融中心，我們的金融科技發展非常落後。我們具有中國這個優勢，卻沒有去依賴。中國在金融科技發展相當快，在移動支付方面是全世界第一。香港在移動支付方面走得非常早，我們很早就研發了八達通，但現在與支付寶等移動支付工具無法比擬。我們沒有將自己的技術和中國龐大的市場融合和發展。

在80年代尾，在香港找公司上市可說是愈來愈困難，因為好的公司都已經上了市。而我當時看準改革開放，中國公司融資需求應該會很大，因此我才推動紅籌組、H 股來港上市。

在金融創新方面，自從紅籌股創新之後，香港20多年來在金融產品都沒有什麼發展。雖然我們搞了滬港通和深港通，但它們只是渠道，沒有產品。我們的股市大多與舊經濟有關，在新科技上我們十分落後，在香港比較看好的科技股只有騰訊。因此，我們的股市和金融市場需要改革，招攬更多科技股來港上市。原本阿里巴巴會來港上市，但港交所和監管機構卻把阿里巴巴拒諸門外，認為不能給予阿里巴巴特權。

我認為香港需要一個積極性。假如市場運作得相當順利，政府當然不需要，也不應該干預。但現時市場發展有問題、無法單靠市場時，政府必須要干預。現時香港缺乏一個頂層設計，政府財金官員在資本市場、金融科技創新的發展上缺乏領導思維，我亦希望新一屆政府會更加着重這一方面的發展。

問：香港是否可以模仿新加坡的模式？

答：雖然我們有豐厚的財政儲備，但我們卻沒有好好運用它。反觀新加坡政府，它們把財政儲備用作成立不同的投資公司，推動經濟發展，政府一方面投入資金，同時成立基金，尋找優勢的企業作為投資。但香港卻是在保護財政儲備，不敢胡亂投資。

問：2017年上半年的股市走勢如何？深港通會否發揮作用？

答：深港通無法發揮太多作用。過去兩年，香港的股市只有波幅，沒有升幅，因為中國經濟已進入調整期，公司盈利沒有增長，股市也自然沒有升幅。今年股市情況可能會改善，因為不少公司，包括資源股，其盈利已經趺至谷底，因此不排除有谷底反彈的可能性。但其升幅會否持久則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