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正把香港推往危險邊緣|程翔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6月18日）的「親身道歉」，完全沒有滿足6月16日當天200萬市民上街遊行的兩個基本訴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及下台。被她置之不理的訴求還包括：撤銷對6月12日暴動的定性、追究警員暴力，以及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整個事件的真相。林鄭此次記者招待會的表現，同她在6月15日的記者招待會一樣，不但沒有緩解由她一手製造出來的危機，反而加劇市民的不滿。林鄭記者會後，社會的不滿情緒也就迅速加溫，很多人都在討論如何進一步向她施壓。儘管大家對發動第三次「百萬級」遊行或許有所保留，但用各種各樣較小規模但持續的抗議活動卻正在各界醞釀中。總之，香港社會有可能被林鄭帶入一個動盪時期。

林鄭堅決不用「撤回」之原因

很多人都奇怪，為什麼林鄭實際上已經撤回，卻就是在記者三番四次追問下堅決不肯用「撤回」這兩個字，更遑論下台。原因很簡單：她有中共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專政政權的支持，否則在任何比較正常的國家，林鄭早已經要鞠躬下台了。

林鄭表現出來的固執，表面上看是她個人性格的倔強，但事實上她是在履行中共的強硬政策，她才可以肆無忌憚地固執下去。

如果以中共慣性思維來看這次抗爭，則這場抗爭涉及「政權爭奪戰」及「顏色革命」問題。「撤回」的「字眼」問題必須死守，否則就是等於由反對派話事，這就涉及「政權爭奪戰」的問題。「下台」問題更必須死守，否則這就是「顏色革命」的勝利。這兩者都是中共最忌諱的，所以中共必須力撐林鄭守住這兩條底線。我們從中共官媒及其周邊媒體的報道和評論都可以看出這種分析。從這方面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林鄭敢於這麼倔強，誓不讓步。

中共這樣支持林鄭，其實是很擔心香港成為習近平所說的「黑天鵝」。今年是2019年，從過去70年的歷史看，有「逢九必亂」的巧合，習近平從保衞中共政權的角度出發，遂要求全國在今年要防範出現亂局。新年伊始，中共就於今年1月21日在北京召開一個題為「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着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習近平在會上提出：「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根據官方解讀，所謂「黑天鵝」是指意想不到的但足以危害中共執政安全的突發事件，所謂「灰犀牛」事件，是指意料得到的危機，卻無法準確預估爆發時間的事件，例如地產泡沫爆發等。中共今年的安全保衞工作就是「慎防黑天鵝和灰犀牛」的來臨。

想不到的是，「黑天鵝」事件在香港爆發了。林鄭主動挑起一場國際社會圍剿香港政府的大合唱，特別是美國，她表明將會就此向出席G20的習近平提出對香港的擔憂，林鄭可以說是為習近平「添煩添亂」。

自第23條上街中共眼中的香港

自從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後，中共逐漸對香港形成某種固化的「定型觀念」（stereotype），這種固化思維的特點是認為：

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下生活，缺乏國家意識和認同；
回歸後因為主張「河水不犯井水」，沒有及時對香港進行「去殖民化」教育和改造，導致迄今人心還沒有回歸；
西方不甘心香港回歸，處處插手香港事務，使中國和西方在香港出現一個「爭奪統治權」的鬥爭；
一旦香港的統治權落入西方手上，他們就會借香港顛覆中國，使香港成為西方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基地。

中共或採取激烈政策對抗「外國勢力」

這種慣性思維妨礙了特首和中央政府正確認識修例問題的錯誤所在，而諉過於別人。例如中聯辦在6月16日早上召集建制派人士時，就特別指出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外國勢力」共作出67項干擾。香港修例，影響及外國人，外國表達關注或不滿，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聯辦卻把外國政府反對香港修例的意見視為「外國勢力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可見上述思維是怎麼根深蒂固的。

正是這種思維，使中共在香港問題上有可能採取愈來愈激烈的政策，包括出動香港以外的維穩力量。筆者注意到，6月12日下午發生警民衝突後，Now TV拍攝到一批建制派議員乘坐警方提供的車前往不明目的地，翌日該電視台詢問梁美芬此行往何時，梁表示不能透露。筆者合理的估計，他們是去了某一個地方聽取有關當局對局勢的「吹風」。吹風會翌日，Now TV訪問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他用接近飲泣的語調說：「絕不希望看到有香港境外的維穩力量來香港執法，所有香港700萬人都會反對的」（筆者沒有錄音，僅憑記憶）。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如果不是聽到有人可能部署境外人士來港執法，他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說這番話。但是如果我們了解中共的上述慣性思維，也就可以理解陳智思為什麼會擔心了，因為中共是不會排除採取任何手段來維護其執政安全的。

在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市民在醞釀更多的抗爭，另一方面則有人部署派維穩力量來香港執法，這就使香港被林鄭推進到一個十分危險的位置。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翔

197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工作，曾出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與其他40多名同事一起辭職；創辦《當代》周刊（後改月刊），專門報導分析中國問題。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他在2005年曾因為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導致實質放棄大片土地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5年。後經過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大力營救，終於在服刑3年後於2008年獲釋。其著作有：《邊陲萬裏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ts Impacts、《漫漫愛國路》、《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香港1967年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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