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急切需要的,除了是有效管治,還有令人信服的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而這兩者的關係非常密切。
在前《國安法》年代,妖言惑眾的「佔中三子」能夠迅速冒起,因為一開始就懂得以道德領袖的姿態出現,在香港政壇佔到道德高地。行事魯莽、不顧後果的學生領袖得到群眾支持,靠的是他們的道德感召力。當每一個人的動機都被質疑,每一個人都被認定有罪,彷彿唯有學生保得住他們的清白之軀。即使他們打的是同一場的政治鬥爭,學生卻被當成是他們政敵的moral superiors。
中共被妖魔化 香港難管治
「六四」產生的政治後果,到今日仍然是香港有效管治的絆腳石。「六四」令很多香港人,尤其學生和年輕人,認為憎恨中國共產黨、與中共為敵,是在道德上別無選擇、必須要做的事,英文所謂的moral imperative。反共勢力能夠成功抹黑《逃犯修訂條例》、23條立法和國民教育,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被妖魔化,而中國共產黨被定性為妖魔的歷史源頭和「事實基礎」正是「六四」。
如果在北京的眼中,香港曾經難以管治;那是因為在某些港人眼中,中國共產黨在道德上已經破產(morally bankrupt),因此由它委任的特首也不可能具備任何令人信服的合法性。難怪10年前梁振英參選特首,有關他的謠言、負面報道和不利傳聞,不管多麼穿鑿附會和違反常識,總會有人相信。
信其所想(believe what they want),恐怕是改變不了的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任特首是否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道德領導,成為香港管治的一大懸念。
香港回歸大治 林鄭運氣好
從以上的分析觀之,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是否應該連任,視乎這幾條問題的答案。在她任內香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港人認為是好的轉變還是壞的轉變?林鄭本人要負上多大責任?作為港英栽培成才的「忽然愛國者」,她還能得到港人的信任嗎?北京真的信任她嗎?《逃犯修訂條例》的滑鐵盧,對她作為政治領袖的道德信譽(moral credibility)有多大損害?
這些問題的答案呼之欲出。寫過12冊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說,從政者跟喜劇演員一樣,都要有第一流掌握時機和節奏的能力(impeccable timing),懂得何時進場,何時下台。的確,「知難而退」有時是比「見可而進」更大的政治智慧。
哲學上有所謂「道德運」(moral luck)的概念,指人有時作出正確或錯誤的道德抉擇,是環境使然,與他們個人的道德和判斷沒有太大關係。林鄭搞砸了《逃犯修訂條例》,但搞砸的「非預期後果」卻是為香港帶來(至少表面上的)大治。這不是林鄭的功勞,而是她的「政治運氣」(political luck)。好運的人切記不要得寸進尺,妄想好運會駐足停留。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