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準祥：金融風暴，從一張鈔票說起

2008年的金融風暴爆發後，世界各主要經濟國均以增加貨幣供應量為解救良方。但多出來的資金不是投入實體經濟，而是流進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市場上，投機炒賣的情況日趨嚴重。銀行的存款利率低到接近零息，市民手上的現金愈來愈不值錢，購買力大不如前，貧富差距拉闊，造成不少的社會問題，而最終的受害者仍是普羅大眾。

談到金融風暴，香港的學者和金融分析員全是以歐美的金融系統作分析解讀，未見有文章以香港開埠早期的金融問題作借鑒，其中原因是這段銀行金融史是沒有作者研究和深入論述，更遑論以此作出評論。灼見名家的專欄作家林準祥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銀流票匯——中國銀行業與香港》，書中除了詳細敘述銀行業在中國早期的發展外，更以很長的篇幅述說19世紀中期影響香港和中國的金融危機，原因是每次金融風暴的共通點都是與金融機構或銀行拉上關係：從1847年的英國金融風潮、1857年美國初次影響國際的金融危機、到了首次嚴重打擊香港和中國經貿的1866年世紀金融風暴。這些出現於香港開埠早期的金融危機其間相隔九至十年，書中對每次風暴的成因，解救方法所造成的後果，都有明確的解讀。從書中的論述，不難發現風暴前後的情況和因果關係不斷地重演：如2008年的金融風暴對香港殺傷力特大的金融產物——累計股票期權（accumulator）。若回顧歷史，這並不是什麼新的金融產品，原因是早於1866年前，英國已有近似的高息融通票據（accommodation bill），當這些票據價格下跌時，持有者損失倍增，當年不少駐香港的英軍家眷亦是受害人。受連累的還有當年大型英商寶順洋行（或稱顛地洋行），它們曾於金融風暴前企圖將手持大量跌價的融通票據抵押給香港和上海的渣打銀行不果，否則結業的不只是寶順洋行，可能還有渣打銀行。可見這些不死的高風險金融產品，走過歷史長河，以不同的包裝，重現於新的年代。正是以古鑒今，林先生在推介他的新書講座中，以歷史循環周期作估算，下次特大金融風暴相信應發生於2017年到2018年間，但是由什麼的導因引爆，便無法預測了。

林先生今次講座以一張清代嘉慶年簽發的「廣東銀行」鈔票作為引線，作深入淺出的考證分析，並以此引伸，解構整個銀行業在中國早期發展的脈絡，亦即是書中所說：由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扮演中央銀行角色開始，到西方銀行家、巴斯商人創辦私人銀行，最後股份制銀行進入中國的發展模式。銀行業的誕生和銀行在中國的浮現，是大宗商品貿易中，由貴金屬交易發展到票據買賣所產生的金融活動。其中被遺忘的主線是到中國營商的印度巴斯裔商人，他們能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專利貿易時期，在廣州創辦私人銀行——「廣東銀行」，並發行中英雙語首張流通銀行鈔票，正是銀行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突破。到了鴉片戰爭後，巴斯商人更是進入中國首批股份制銀行的主要股東，其中包括已結業的東藩匯理銀行（Oriental Bank）、今孖素銀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有利銀行和現今仍存在的渣打銀行。這個脈絡也解答了銀行業不是一下只於1845年出現於香港，而是早於東印度公司與華貿易專利的年代。

銀行業在中國的孕育，是以茶業出口和鴉片進口為主相關貿易融資所帶動：即是貴金屬的交易和匯票的買賣共存的金融活動。這種情況一直運作到清末民初時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銀行業務發展系統，所以新書以《銀流票匯》為名，非常貼切。作者用了六年多的時間從英國、印度和香港各處收集原始檔案資料，故書中的內容十分充實，分析論證亦修正了從前有關銀行業在中國的歷史謬誤：中國的銀行不是由錢莊或銀號轉化而成；相反地，作為泊來品的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成功操控和最後取締了中國故有的金融機構。這正是林先生這部新書的重要貢獻，也是現今首部詳細論述香港和中國早期銀行業發展史的專著。

新書內容也談及香港首間「鑄錢局」（The Hongkong Mint）。這間造幣廠的廠房投資不菲，屬當年亞洲最先進機械化生產的廠房設計；為防禦海盜可能的槍砲攻擊，除了用上2.5英呎厚石磚的外牆外，生產工作間的間格也有1.5英呎厚的磚牆，而各車間的半玻璃幕牆設計，對生產運作的監視，達到一目了然的效果。但受到1866年金融風暴的影響，運作兩年後便被逼結業，香港機械化造幣的先進技術和機械，全部引進到日本，日本大板造幣廠的成功，反過來將日本製貿易銀元輸入中國。香港失去自家製造銀元的設施，而最大得益者是匯豐銀行，它利用供應短缺壹元硬幣的情況，於1872年繞過立法會，得港督同意，首次發行一元面值的紙幣。隨後不久的發展，它更一直隱佔香港發鈔總量的65%，也是得益於當年港英政府貨幣政策的失誤。

林先生以香港鑄錢局的短暫歷史背景，於講座最後部分鄭重指出他的新書隱藏「尋寶圖」：原來書中加插了源自英國檔案館的「香港製造銀幣數量表」。看得懂的讀者，按圖索驥，不難找到罕有香港製造的銀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