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交流的三個歷史時空

「一球兩制」並非新事物，「平行時空」是世界長時間的狀態。從歷史的角度看，在很長時間裏，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東方和西方某種程度上處於相對平行的時空，交結比較少。

古代東西長期處於平行時空

有的人可能會說，劉教授你錯了，唐朝的時候就有「絲綢之路」連接羅馬與長安。沒錯，如果你們去過烏茲別克，就會看到撒瑪以罕（Samarkand）至今保留着當時的壁畫。唐朝人就到過撒瑪以罕，但唐朝之後又如何呢？

唐朝是中國的一個強盛王朝，日本也派遣唐使到長安學習，但唐朝之後，日本人其實就不怎麼學中國了，中國跟西方的連接也中斷了。很長時間裏，東西方處於平行時空，直到蒙古人統治中國乃至全球，重新連接起歐亞大陸，這就是「全球化」的最初起源。

13世紀，成吉思汗和蒙古大軍揮師西征，世界第一次發生深度交結，在那之後又是漫長的平行時空。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直到1945年，差不多100年當中，中國最終融進了世界。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後，中國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全球五大最有影響力的大國之一。不幸的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讓中國跟世界再一次進入平行時空，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美建交打破平行時空，中國與世界再次開始交結。

過去40年，全球化讓整個世界呈現出與冷戰時期截然不同的景象，人們以為世界大同的景象已經降臨，但一切又發生變化，今天我們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球兩制」是以中國和美國為主導的兩種力量對抗跟競爭。但我們對眼前不確定的時代大可不必過於憂慮，因為世界就是在不停的變化中往前走，平行與交叉不斷反覆。

混沌時空不等於沒有出路

「一球兩制」並非始於今日，混沌時空不是反常現象。剛才談到今天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混沌時空也不是新現象。不管是從東方還是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或者思考一下當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抗和競爭，都產生了不確定的混沌時空。

早在1965年，捷克副總理、經濟學家奧塔錫克（Ota Sik）就在該國的經濟改革中提出，如何在人文關懷與高效管理之間達到平衡，所以中國的改革某種程度上可以追溯到60年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而當時的西方陣營也在思考，自由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歐美國家如何保障工人利益，如何藉助社會主義平等因素促使社會更加穩定。東西方都在考慮如何優化管理、造福民眾。

今天我們同樣面對混沌時空，不同制度下都有不同的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在這次疫情中發揮國家力量，取得抗疫成功，同時也看到非常穩定的狀態也會產生問題。從疫情近期在深圳與廣州再次發生，我們就知道完全封閉的狀態不可能保證絕對的安全與穩定。恰恰相反，只有在開放的系統裏經得起病毒襲擊，最終具備了抵禦病毒的能力，社會才能夠穩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放的系統非常重要。只有透過全民打疫苗，各國之間才能恢復正常來往。同時誰也沒有料到，全球醫療系統最發達的美國，恰恰在疫情中暴露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疫情導致60多萬人死亡。因此，這場疫情讓我們又一次陷入混沌時空，恐懼和迷茫，大家都在尋找各自的出路。

中美爭相填補權力真空

「一球兩制」不可避免，「地緣真空」無法存在。過去40年的所有樂觀情緒都來自於1990年，當時東歐發生巨變，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似乎只有一條道路是最正確的，那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在全球地緣政治發生變化時，美國曾對蘇聯做出承諾；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勢力不會東擴。

可是今天再看整個歐洲的地緣政治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過去蘇聯抵禦西方的最前線，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甚至蘇聯原加盟共和國──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都徹底倒向西方。 這是因為地緣政治無法存在真空地帶，任何一個時期，地緣政治出現真空就必然有人填補。當中國變得強大時，中國必然施加影響力，中美之間也會搶奪真空地帶，所以對抗是必然的。

以這個邏輯做判斷，我們不用過分擔心眼下的中美對抗是否會引發兩國之間甚至全球的戰爭。我們知道中美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其中一個的可能性是在台灣海峽，但台灣經濟其實十分依賴大陸。2020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在其出口總量中超過了40%，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有上百萬台灣人定居在大陸。

同時，大陸的晶片供應有賴於台灣，華為去年就早早囤積了大量台積電的晶片。台積電要在南京建一個28奈米的晶片工廠，國內有人說要防止台積電從中撈取好處，影響中國本土晶片發展，但現在美國連生產28奈米晶片工廠所需要的技術都不允許台積電出口中國內地了，這個工廠可能胎死腹中。所以地緣真空不可能出現，「一球兩制」的競爭自然難以避免。

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今世界也出現三個效應。（下回續談）

〈在「一球兩制」時代避免內捲、靜心內斂、平心內省〉三之一

延續閱讀：〈中美爭奪地緣政治權力的三個效應〉（三之二）

原刊於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劉寧榮

大學教授、資深媒體人，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成立中國商業學院暨企業研究院，並出任創院院長；專注政經趨勢與全球化、教育創新與領導力、戰略與品牌管理、營銷與商業傳播。他曾任職中美兩國多家媒體，長期觀察中美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兩次全程採訪美國大選。出版紀實、評論和學術作品5冊。他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裡斯托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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