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灣區發展經驗可供借鑒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旨在匯聚三地優勢，創建一個可與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等灣區媲美的經濟區。要實施有關規劃，一大挑戰是如何確保區內各地政府能互相協調政策並有效溝通。

在這方面，日本東京灣區的發展經驗可供借鑒。東京灣區通常指東京、千葉、埼玉、神奈川和周邊四縣，統稱「一都七縣」，土地面積僅佔全國十分之一，卻擁有35%的人口，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近40%。

狹義的東京灣區涵蓋東京、千葉、埼玉和神奈川，統稱「一都三縣」。雖然面積較小，但仍佔日本經濟產出近三分之一。

東京灣工業興起 助戰後經濟恢復

東京灣區的發展始於19世紀末明治維新時期，當時江戶改稱東京，並成為首都。其後一連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以及全國鐵路系統和現代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日本快速工業化。此外，該國從歐洲引進先進技術，促進了紡織、鋼鐵和機械加工等製造業的發展。許多生產設施都建在東京灣周邊，以便產品運往港口。

在20世紀50年代，東京灣西岸和東岸兩個工業區的發展，幫助日本經濟迅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位於西海岸的京濱工業地帶由東京、川崎和橫濱組成，是精密機械、出版、印刷和汽車零部件等行業的中心。京葉工業地域位於東部，包括千葉縣8個市，專門從事發電、石化、石油、造船、現代物流、航運和鋼鐵等行業。這兩個工業區加上東京在金融、研發和公司總部等領域的資源，使日本得以成為世界主要的先進製造中心。

然而，東京灣區的早期發展缺乏規劃和管理，導致東京市中心人口劇增；同時，大量填海令灣區土地面積大增。1958年，日本政府提出首都圈整備規劃，以解決城市快速擴張帶來的問題。從那時起，東京灣區實施5個區域性規劃。

過去60年，日本政府採取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做法，盡量確保首都圈均衡增長，全國資源有效分配。同時，該區域各地方當局建立了聯合委員會等機制，促進彼此的協調和溝通，並確保區域發展政策能順利有效地實施。日本的智庫在政府之間的交流溝通中也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日本項目產業協議會（JAPIC）從事研究，提出政策建議，並鼓勵產業、政府和學術界就防災、城市規劃和區域規劃等事項交流意見和資訊。

三地港口分工 善用經濟實力

東京灣有東京港、橫濱港、千葉港、川崎港、橫須賀港和木更津港等6個港口，與區域內的兩個國際機場和高速鐵路網絡之間的交通運輸均十分完善。日本各港口都根據其功能和重要性分類。根據這一分類，東京港、橫濱港和川崎港是最重要的國際貨櫃（集裝箱）樞紐港，而千葉港、橫須賀港和木更津港則屬第二重要的國際樞紐港。

日本於1950年頒布《港灣法》，為現行的港口管理制度奠定基礎。根據該法例，中央政府的國土交通省在港口發展中起主導作用，負責大部分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港口管理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設立的港口管理局負責，可以涉及私營公司的共同投資，對外資參與也沒有限制。該法例還列明各類港口、各種業務分類及各種港口設施的建設和維護費用如何在中央政府和港口管理局之間分擔。

根據該法例，國土交通省還負責制訂全國港口開發、利用和保護的總體政策，而港口管理機構須為各港口制訂具體規劃。國土交通省若認為有必要，可以要求港口管理機構修訂其港口規劃，或建議各港口管理機構建立聯合委員會，以加強彼此的溝通和協調。

2008年，東京都、川崎市和橫濱市的地方政府同意推動進一步合作，以提高三個港口（統稱京濱港）的全球競爭力。京濱港連攜協議會於2009年成立，這是一個聯合委員會，旨在改善三者之間的合作，並於2011年制訂《京濱港綜合規劃》。根據該規劃2014年修訂版，三個港口按照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分工，充分利用各港口的特點和現有設施。以這種方式分別運作，目的是盡量發揮京濱港的經濟實力和潛力。

大灣區協調是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在許多方面比東京灣區更多樣化。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和四個核心城市是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因此在大灣區發展規劃中，協調溝通成為最具挑戰性的一環。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大灣區涉及的內地9個城市，應一起建立有效的協調和溝通機制，並要有產業、智庫和學術界參與。

東京灣區在確定各港口的角色和功能方面的經驗表明，大灣區公共設施之間應該可以加強協調。恒生大學（前恒生管理學院）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香港碼頭營運商之間可採取協作共享設施的模式。據估計，此舉可使香港港口貨櫃在不同碼頭之間往來運輸次數減少49%，從而降低港口費，改善客戶服務，節省等候時間和成本，並減少污染。由此可見，大灣區的主要港口和機場也可互相協作，藉此減少不必要的運輸量，避免競爭，並提高整體競爭力。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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