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祥：中國新經濟倫理與環球管理及創新

編按：杜瑞祥博士（Dr. Brian To）與《南華精英》分享其對中國新經濟倫理、社會創新方法以及領導管理等領域的精辟見解。他對全球策略的看法和過去為世界頂尖企業及政治領袖擔任顧問的事業歷程等分享可參閱上一篇專訪。

問：你認為中國及經濟有何特徵？

杜瑞祥：中國經濟顯然正處於關鍵的轉型階段。經歷了過去數十年間每年雙位數增長後，中國經濟正從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階段，過渡至全球經濟格局下的戰略性定位，而國內生產總值則維持在每年6%至8%的健康水平。

整治領管生態、減低污染、維持全球增長

與此同時，為了維持全球經濟增長，中央政府理解到，有必要通過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管理方法，以有紀律的方式整治國有企業乃至中國企業世界的管理狀況。

這樣一來，中國在管理過程、促進發展和領導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弊端，開始為人們所注視。今時今日，貪污問題的嚴重後果讓我們明白，過去的作風，不能繼續成為領導者推動發展的慣常做法。新一代領導者，須採取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管理方法。這需要由心而發地進行，因為在中國當前的領導管理生態中，革新顯然不是選擇，而是必須。

問：你如何看待中國及其環境問題？

杜瑞祥：針對中國經濟、環境、人權及勞工紛爭等議題而發表的意見，數目猶如恒河沙數。正值大選年份的多國政府，無不就上述議題對中國大肆抨擊。儘管批評聲音不斷，與其他先進國家勉強取得的3%經濟增長率相比，中國經濟依然表現良好。寒風席捲亞洲各地時，中國所面臨的這些挑戰絕不是無足輕重，而是範圍廣闊且會引致嚴重後果的。

前往北京及上海等地的旅客中，不少人已對城市上空連年不斷的霧霾及污染習以為常。然而，政府於本年初已推出新的城市化計劃，力圖提高住宅及商業密度、減低通勤距離並為每年數以百萬計從鄉村移居城市的人口提供安身之所。

減低污染並為2020年前從從鄉村移居城市的1億人口提供安身之所，情況已是刻不容緩。這地球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無疑將繼續下去。

中國可能進一步收緊對港台兩地控制

問：你對香港當前的情況有何看法？

杜瑞祥：香港立法會於2015年否決政改方案後，不少香港居民開始認真地考慮特區的未來。儘管政治僵局持續，但這或許證明中港兩地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問：中港台之間的關係最近有何發展？

杜瑞祥：國家主席習近平因南海問題及經濟增長放緩而備受壓力，卻無損中國逐步收緊對香港及台灣的政治和文化影響。2016年3月，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無視香港民主派元老要求更多經濟及民主自主權的要求，確認了上述決定。如台灣不繼續承認1992年達成的一個中國共識，這將意味着中國將以一國三制作平衡。不難想像，台灣可能會採取不合作做法，而中國則可能放慢對台經濟發展及與台灣領導人的對話，並進一步收緊對港台兩地的控制。

問：中國在未來將有何舉措？

中歐貿易目標清晰亞投行促雙邊合作

杜瑞祥：我相信中國將與東盟、歐盟乃至非洲及南美等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發展合作關係。例如，中歐的雙邊貿易額預計在未來數年間將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於2020年前實現這目標，是雙方的共同目標。儘管經濟放緩，中國取得按年6%至7%的增長率，還屬控制範圍內的。中歐及東歐多國亦擁有相同的機會。

全球金融危機的後遺影響以及中東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不僅對各國構成問題，更導致歐元區內法國、希臘、西班牙甚至歐元區外土耳其等國債務惡化。愈加頻繁的工潮，更令情況雪上加霜。因此，中歐之間要達致貿易目標，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尤其是因為歐盟在過去6年間損失了不少整體勞動力。

亞投行的成立，是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領導能力上升之又一標誌。歐盟各國中有近半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亞投行最近達成協議考慮雙邊合作，更是令人鼓舞。隨之而來的投資基金，將支持中國最近宣布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國投資的基建項目，其數目之多及規模之巨，將可媲美長城。儘管全球經濟放緩，中國仍將繼續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全球範圍內開拓新機遇。

論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管理

問：人們為何會對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管理這一新思維感興趣？

杜瑞祥：我的個人看法是，我們關注全球市場發展的同時，《財富》美國500強及Inc 500強企業，均視中國和印度兩大市場為商務擴展的重點，並大力在各領域進行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企業亦更積極地瞄準並投資北美及歐洲等地的企業。

專業審計、獨立監督為全球所向

雖然人脈仍是在亞洲營商的重要元素，但企業過往以關係為主導的方式──那是從前預算額有限的年代──已經出現變化。展望將來，重點將轉移至更嚴格的企業透明度要求、兩地上市、專業審計和獨立監督等，這意味着在中國乃至全球商業生態中，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管理將逐漸變成常態。

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巴西及台灣等最近均出現針對政治領導人的挑戰，這證明要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和變革，國家及企業領導管理均須朝着合乎道德倫理的方向發展。大眾和三菱等企業最近備受醜聞困擾，顯示問題不僅存在於中國，亦存在於全球其他地區。

問：這對管理教育將構成甚麼影響？

杜瑞祥：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將教育視為國策的重中之重。中國幾乎每個星期迎來一所新的大學，而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至少40%的工程及技術系畢業生是中國培育的；到了2020年，比例將進一步上升至近60%。畢業生人數激增的同時，最近8年間在中國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亦大幅上升。

商管課程切中重心學員畢業促商務發展

現時，國會圖書館的藏書數量，每隔4年已翻倍。更甚者，商業管理等課程必須是相關而實際的。更重要的是，學士後商業管理課程須由有經驗的實踐型專家任教。

近年來，不少高級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因淪為學員擴展網絡的台階而飽受批評。這無疑是不公平的，也是令人尷尬的。這樣的做法，忽略了學員獲得的眾多益處。學員最終可能會學以致用，在香港、上海、新加坡乃至本地區其他主要城市促進商務發展。

因此，頂尖的高級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及工商管理博士課程，需迎合市場環境及需要。對管理教育而言，這並不是選擇，而是逼切的需要。隨着需求增長，衝突管理、商業與行為、全球趨勢及社會網絡理論等新興專業課程將應運而生。對所有人而言，這意味着除終身學習外，並無其他選擇。

管理教育：拿捏運作與混亂間的平衡

如果每隔20年才參加一次領導管理教育，其成效將是有限的。研究領導管理時，不應只限於討論最新的潮流和模式，而是必須在堅實的行為科學基礎上，深入剖析領導管理。現時，得以在企業內晉升成高層的管理者，依賴的往往不是創新、激勵及技巧，而是政治頭腦及手段。回到你剛才提出的問題：最近幾年間，這對管理教育構成了極大的影響，針對此議題而發表的理論，總數更超越50,000之多。在競爭愈加激烈及經濟環境持續改變的今天，教育是重中之重。再者，在混亂與運作之間取得平衡的，需要的正是領導管理。

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醫學、工程、法律及商業等專業，在過去50多年間一直是父母鼓勵子女攻讀的學科。任何學科均有其優點和好處，但我的忠告是，如果缺乏人際互動、行為及溝通等方面的學習，畢業生將難以融入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其專業效能的效用亦將大受限制。則在畢業生進行面試時已可見一斑：很多人甚至難以組織出完整有序的句子。事實上，不少人甚至完全缺乏社交技巧，以及對人類行為的基本認知。擁有五年工作經驗的人，在面試及團體活動中仍然顯得不安，則更令人對管理教育感到憂心忡忡。

問：推進管理教育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良好領管讓國家、企業及社會充滿活力

杜瑞祥：前所未有地激烈的競爭以及經濟動盪，令盈利能力不斷萎縮，使我們更為關注增長及變化。在這個快速創新的時代，我們負責管理價值的同時，全球化及科技亦重塑我們及未來。我們致力於通過工商管理博士、博士、高級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及其他課程推動商業管理教育，為國際社會服務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共同努力，其實是一個承諾和信念，即良好的領導管理確實能賦予國家、企業及社會更大的能力和活力。

儘管近年入讀管理教育課程的學員人數有所增加，但我們注意到，申請報讀課程的人，背後的動機不盡相同。某些人希望籍此在職場上進步，其他人則希望能夠在辦公室內或高爾夫球場上參與對話。動機雖然不盡相同，但學員均視課程為增進個人知識，並讓企業融入全球市場的機會。

身為商業教育者，我們的職責是繼續與我們所屬的社區及社會合作，憑藉創新及真正的領導管理，參與令人興奮的商業世界。

論創新

問：中國創新能力如何？

杜瑞祥：平心而言，中國的創新領域近年來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這有賴於中央政府鼓勵創新實驗室發展，為企業尋找創新方案，這顯然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基石。在深入了解文化的基礎上，持續推動此過程以支持任何組織內部的創新，將有助於加速創新這關鍵要素。

一定要創新不然被淘汰

比如說，以色列的企業總是在推出新產品。對發展經濟而言，這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機會。無論是研發以色列的安全系統、台灣的電子遊戲或舊金山灣區的新科技，我們均須提醒自己，眼前的選擇是極為明確的──要麽創新，不然就被淘汰。未來10年間，隨着更多中國品牌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中國的創新能力將變得愈來愈容易預測。簡而言之，中國所面對的挑戰，在於其如何創新。

在這議題上，以色列的思維則完全不同。以色列的出發點，是「我們被鄰國所包圍，必須創新才能生存」。這顯然關乎勇氣、風險及採取主動的事情──君不見以色列有多少家企業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凡此種種，均源於領導管理層面，即管理和決策的方式、完成項目所需的時間以及營銷產品所需的額外時間。以色列文化支持創新、競爭力和內部合作。這對我們而言，豈不值得學習？

問：這與香港的創新能力有何關係？

科層組織文化有礙創科發展

杜瑞祥：在香港任何企業的任何部門，每天總有人說「我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僱員而已」，或「我不能將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大老闆」云云。

在大多數情況下，創意靈感總是首先經過資深員工過濾，再由過度保護性的行政人員審查，然後被高級行政人員審視，最後才送達主管審閱。如果該主管與其他主管或秘書的關係欠佳，那創意靈感將到此為止。

以列車來作譬喻，所有車廂總是由最前方的機車所拉動，這正是香港的情況。以色列模式，是讓個人擁有自己的機車，然後匯集在一起。當然，任何組織均須設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結構，但在參與方面，以色列模式鼓勵個人參與，從而在個人層面轉化為文化及激情。因此，就成果而言，在政治框架內運作的組織總是不及以「成績」為主導的組織。

問：以色列擁有約90家納斯達克上市企業，而香港僅有20多家。這是為甚麼？

杜瑞祥：讓我以三部分回答這問題。

香港模式：安全感、保守主義

第一是安全感。首先，我們須了解香港模式。很多香港人祖籍華南地區，尤其是廣東，其中不少人當年是涉水渡河到達香港的，家父即當年眾多難民中的其中一名。由於中國大陸當時的政治及社會動盪，這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很普遍。人們懷着破釜沉舟的心態來到香港，其警惕心甚強。那時候，香港只有一所大學，而能夠進入大學的，無不是名列前茅的精英。那時候的想法，是「最好努力學習，且不要忘記還在中國大陸的親戚」。這是關乎合作和安全感的問題，故要求人們順從。老一輩總是說：「別作他想，我們經營的雜貨業或旅館業務，正是我們所能理解的。」

這樣的文化，是無助於促進創新的。年輕專業人士要麼加入大集團工作，要麼承繼父母衣缽經營小型家族企業；話說回來，這些小型家族企業多年來表現出色。類似香港這種環境的，似乎只有東南亞地區。在動盪時期及過後，安全感總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第二是保守主義。統計數字顯示，東南亞地區（不包括日本）的企業中，高達93%是家族企業，即企業有家族成員控制、掌管及管理。這意味着眾多大大小小的家族企業，往往以家長式方法管理。不少老闆僅僅於周五踏進辦公室，簽了幾張支票，說了幾句話後，便離開辦公室前往高爾夫球場了。這讓我回想起與某家上市公司的經歷；當時，這家上市公司曾邀請我加入其董事局。

亞洲思維影響企業和管理文化

他們對我說：「你讀過不少書，看上去又像華人。你應該加入我們的董事局，說幾句話就可以引領我們走出冰河時代。」

我回答說：「好的，讓我首先與所有董事局成員接觸吧。」如是者，我花了一個星期，逐一與董事局成員會並了解他們。會面過後，我滿心興奮，心想：「我準備好下一個階段了。」

然而，會面過後，他們問我說：「周日你有甚麼節目嗎？跟我們一起到茶樓飲茶吧！」周日飲茶時，坐在主席位置的，是企業老闆的母親。她問了我不少問題，其中包括「你是在哪裏出生的？」「在甚麼時辰出生？」「你的生肖是甚麼？」「你的耳朵怎麼會這樣的呢？」云云，沒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我的專業經驗。這位老太太，卻是垂簾聽政審視董事局每一個重要決定的人。最後，我明白了──她是真正掌控權力的人。這位老太太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年度報告中，卻是最終決策者。這就是亞洲！

面對恐慌以創新繼續生存

第三是需要。香港的脆弱，在非典型肺炎事件中表露無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恐慌，瀰漫在居民之間的恐慌；對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恐慌，可能要追溯至日本侵華時期了。你如果在拔還是或列車上咳嗽，身邊的乘客肯定馬上遠離你而去。當時介乎歇斯底里的恐慌，導致不少香港居民跑到澳洲及加拿大等地。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時，酒店被逼創新以繼續生存──房客在酒店裏可享用5頓而不是3頓自助餐。受時世所逼，企業乃至個人均須創新以繼續生存。

儘管上海迅速冒起，香港仍然是通往中國的門戶。如果你要的是法治、秩序、透明度以及保護企業的法律制度，那只有兩個選擇──新加坡和香港。在香港，西方文化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在香港，你能找到各類食品產品及專業服務，而且所有人基本上都會說英語。

以高效、合倫理方式應付競爭

問：我們能促進領導管理及勇氣嗎？

杜瑞祥：所有首席執行官、執行董事及經理等，均直覺地、本能地知道，無論企業的規模及風格為何，都有責任和義務推動企業內的領導管理及勇氣。在這個競爭異常激烈的變革時期出現的挑戰，可能是我們沒有準備好面對的，或未有接受過訓練去應對的。領導管理需要過人的勇氣、卓越的人際溝通技巧，以及對員工表現的熱誠、關注和包容。

儘管存在挑戰，有時候它們會與個人偏好和情況背道而馳。然而，具備前瞻性並激勵他人更積極參與，仍然是我們的主要機會之一。通過了解他人和自己，我們就能以合乎道德倫理且高效的方式，為競爭做好準備。

做人行事要勇敢，還要謹記──待人以禮，總比咄咄逼人為妙。

原刊於《南華精英》，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