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馮浩鎏醫生的著作《長江杏林》,內容述說19世紀中後期,8位學有專長的優秀醫生,放棄在英國的醫學事業,心甘情願為傳揚所屬的信仰,主動獻身當時是貧窮落後得很的中國,經歷千難萬苦,各類死亡之神是召之即來,揮之不去。
筆者特別留意,其中一位於1879年加入「中國內地會」的賜德福牧師(R.Harold A.Schofield),賜牧師先後在倫敦大學及牛津大學讀醫,成績優異,文理醫通才,獲多項獎學金,且取得皇家醫學院院士名銜。從學術角度看,是典型的學霸,從成就角度看,是前途錢途光明等待中,但賜牧師全都放棄,毅然赴中國山西太原傳教。150多年前,老大腐敗的中國山西太原,與其時日不落的、世界最富最強的英國倫敦比較,可想而知。按賜牧師形容,等待「精神信仰」及「物質救援」的,需要都十分逼切。
除貧窮落後外,筆者留意到當中的一段,「當時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是抽大煙,一些人來醫院求助,希望戒毒癮」,其時的太原成年人,吸食大煙(鴉片煙)的,有隨口溜是10個有11個都吸食,可見死結問題之嚴峻。賜醫生不畏艱難面對,日以繼夜醫治病人,卻在1883年7月感染斑疹傷寒,8月離世,享年32歲。
自從1860年中英及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教會可自由來華傳教,如賜醫生為着傳遞信仰來華,以所學專業知識,耗盡一生,貢獻中國的,特別在醫療、教育、科學領域上,確實做了很多好事,大大有助於當時處於腐敗滿清管治下眾多受苦的老百姓。從這歷史視角看,傳教士的無私堅毅、盡情付出、情操高尚,是值得敬佩的。
但也要補上歷史另一廣角鏡,單算自1840年英國人發動侵華戰爭起,至1900年八國聯軍止,西方列強,巧取豪奪,壓榨欺凌中華大地善良無辜的老百姓,所在多有,這些行為是為歷史齒冷。究竟,有毒害的大煙(鴉片煙),是誰大量傾銷給中國老百姓的呢!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