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英：香港教育的變和不變|本社編輯部

編按：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於2017年12月2日舉辦名為「香港中小學教育：今後的方向」的論壇，講者包括立法會議員（教育界）葉建源先生、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程介明教授、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陳惜姿女士和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通識科教師廖思銘先生，五位講者從不同角度審視現今香港中小學教育的問題，並討論今後發展的方向。此篇為李雪英校長當天的演講，全文如下：

剛才程介明教授指韓國的教育教導別人優雅，程介明教授雖然沒有在韓國讀書，但示範了什麼是優雅，我想大家都感覺到什麼是優雅。我剛才與程教授拉近了距離，因為他四歲與教育結下不解緣，我也是由四歲開始至今仍然在教育行業打滾。我可能比教授更專一，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教育，一直沒轉過其他行業，我見工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升級面試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是不是很厲害？（全場大笑）我至今沒轉過辦學團體，轉換學校只是被逼而已。我很喜歡我的工作，我經常向老師說，誰可以做一份工作，整天很像在玩耍一樣，但餬口又可以不錯？只有熱愛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好教育。如果你當是打工心態，你的能量是有限的。唯有當是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做到生命影響生命。

其實今天的講題很寬闊，所以不知道要說什麼。本來有個短片給大家看，不過時間關係就不看了。片段裏問大家什麼是教育？教育是為了什麼？自己近幾年有個很深感受，社會變化很大，現在的教育是用昨天的知識，去教今天的學生，要他們面對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世界變化很快，到底行不行？我看過一段短片控訴教育，幾十年裏社會每一個層面變化很大。剛才教授說由馬車變成汽車，再變成無人駕駛。每一樣的東西進步得很快，唯獨是學生的學習仍然在班房裏，仍然靠粉筆黑板。不是說粉筆黑板沒效，但的確不太有效。到底我們做教育的，有時與同事談天，認為我們經常被埋怨，也會埋怨他人。我們埋怨家長很「直升機」，埋怨學生很難受教，如果我們老師不斷埋怨自己的學生，但仍要繼續教，我們是否只為生計？這樣不行，所以老師不能向我說學生不受教。如果學生不受教，請你去找一些受教學生去教導。我們一起做好自己的學生，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東西。

舊酒新瓶的教育改革

我以為今天講教改，所以我預備。六個社會廣泛接納的教育改革願景，在2000年沒有出現問題，所以我並非聲討提出教改的程介明教授。（全場大笑）17年後，沒聽過程教授的話，仍然覺得我的資料最新。不過聽完之後，我的資料就有少少折扣了。2000年六個社會廣泛接納的教育改革願景裏，建立一個終生學習的社會體系、提升全體學生的質素、建立多元化的學校體系、塑造開發型的學習環境、確認德育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國際性、民族傳統及兼容多元文化的教育體系。其實很有先見之明，如果落實去做，其實到今天香港的教育一點也不落後。

很可惜2000年推出改革以後，沒有具體的跟進。之後香港教育一切沿着2000的教改建議去做，直到現在。教改建議多元辦學，於是政府鼓勵多元化的學校體系，比如12年的「一條龍學校」，即是我的學校（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不過現今政府沒有理睬我了。9年制的「短龍」，至今剩下很少。高中學院現今只有三間，它們處於瀕危狀態。直資學校是眾多多元辦學中繼續蓬勃的一個。直資學校早在2000年前已經有，但在政府大力鼓勵下，直資學校有些異化。2009年政府推行334學制，學校變得忙碌。配合學制改革和課程改革的高中文憑試，中學由兩個考試變成一個考試，四個必修科加兩至四個選修科，加了一個新的必修科通識教育。更多科目進行校本評核。增加課程以外的學習經歷。其實當初都挺好，學習經歷有其重要性，是課程裏最重要的部分，是大學考慮收生的因素。當初要30%課程時間，不過可惜沒人再提過。後來縮至15%，現今已沒人再計算了，因為學習時數已經變成110%。

我們說多元辦學在變與不變之間，體制是變了，但政府心目中的辦學思維沒變。如果要有個新的體制出現，但新瓶裏面仍然裝着舊酒，瓶和酒的容量不相同，就做不到新的體制。實際上這十幾年出了一個教改，但學校這個容器沒有改變，老師沒有變化，新的酒注入沒有變過的瓶，究竟政府想產生什麼後果？我們看到的是，「短龍」幾乎全滅，高中學院只有三間，沒辦法生存，仍然垂死掙扎。我很尊重它們，因為有些辦學團體以高中學院辦學，一見勢色不對已入紙申請轉為一間學校。但餘下的高中學院對自己的辦學目的感到光榮，所以今天不能生存。原來對辦學目的感到光榮會不能生存。12年的「一條龍學校」被邊緣化，我很清楚，因為我的學校當年成為「一條龍學校」，政府完全沒有支援我們，不過不要緊，自己做。政府忘記我最好，因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有沒有教育局的人在？（全場大笑）其實原因是因為我比較兇惡，教育局不敢打電話問我。因為它黑白分明地問我，我就黑白分明地回應，這是對教育局最好的方法。（全場大笑）坦白說，我有證有據，文本有五條題目，我就回答五條題目，再給五個答案。如果教育局沒有文本內容，直接致電給我，我就不會理睬。教育局覺得太麻煩了，找我要寫很多東西。我就做我自己，做一些對學生好、對家長好的事。當初要做的制度，現今讓它無疾而終也好，讓它草草收場也好，實際上看到是無以為繼的。一個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就是當整個學校的體系在多元辦學理念下，出現後沒有充足的支援。

禮崩樂壞的教育制度

現在有件很危險的一件事，政治被人說是禮崩樂壞，其實現時學校差不多已經禮崩樂壞。接近九成的津貼學校，被淪為次選。現今的現象是有選擇有負擔的家庭，可能將小朋友送去外國讀書。稍為捨不得將學生送去外國讀書的家庭，會把子女到香港本地的國際學校讀書。國際學校都不能讀，找一間直資學校。百般無奈，才把子女入讀本地津貼學校。於是傳統英語中學，由純英語變成中英夾雜，甚至全母語教學。津貼學校佔全港學校八成以上，八成以上的學生當自己是次等公民的話，整個教育制度如何走下去？香港如何再發展？是否真是入讀國際學校在香港成為有選擇的市民，而不是被選擇的市民？

津貼體系的確亮起紅燈，而這個紅燈到底是津貼學校不爭氣，做得不好，還是制度上令我們難以處理？由2000年到現在，沒一個一起建立的課程藍圖，於是什麼學校學什麼東西是一個大鍋飯。只需一個指引，我們就去做。學的不知道為何要學，教的不認同自己要教的東西，設計的人沒有教學經驗，也沒有學習的同理心。因為課程設計者的子女都不是在津貼中學讀書。2000年到現在，教育局從未在教改六個目標做有系統數據為本的檢視。結果外行人指導內行人，難以再做下去。

其實一個適時的檢討，然後再走下一步，我覺得是正常的做法。不過很可惜，2001年的課程綱領在沒有全面檢討下，已推出2017的課程綱領。我從未看過教育局這樣做法。2017的課程綱領（learning to learn 2+），沒經過諮詢就推出，從來沒試過。其實連小的課程文件，一個中國歷史科，已經兩次諮詢了。教育局是亂了方寸。平常推出大政策，才推出中型政策，再推出小型政策。課程理應如此，推出大的課程綱領，再推出八個課程綱領的檢討，然後再推出其他較次要的內容。但今次2017的課程綱領完全亂了套，胡亂計劃。2017年5月推出擬定稿，「擬定」兩字代表課程綱領已完成？但說是稿，似乎未完成。教育局說當印刷本一出，就不再是稿了。2017的課程綱領裏有很多古古怪怪的目標，有關鍵項目（key tasks）、學習宗旨（learning goals）和重要元素（essential elements），究竟哪樣較重要？

同樣不同命的津貼體系

現在有個問題，政府以為社會所有的問題都可在學校裏解決。原因是學校最無反抗能力，所以一帶一路、STEM、《基本法》、中史科獨立必修、《國歌法》、《國旗法》，都與學校有關。政出多門，有些是政治考慮，有些是企業要求，有些是因循，有些是抄襲，什麼都放在課程裏教。你說我今天還懂得笑，是否很棒呢？（全場大笑）是否教過就學過了？是否學過就學懂了？有什麼要教？有什麼要學？有什麼必定要教？有什麼必定要學？程介明教授說得很好，沒空間給學生，如何發展？我每一天課堂時間愈來愈多，補課時間愈來愈多。老師的教學壓力很大。不過，不要只說老師，學生的學習壓力更大。因為老師說什麼，都要灌輸給學生。TSA是否一定要做？小三是否一定要有數據？就算收集數據，有能力幫助改善教學嗎？但是有學校把數據給教育局，而得到到位的支援。大學聯招（JUPAS）愈來愈不歡迎本地生，愈來愈希望多一點內地生，於是香港學生考IB課程（國際文憑課程），以非聯招方法考進大學。津貼學校有錢的話，可否開辦IB課程？為什麼直資都可以開辦，直資都是津貼體系，但津貼學校不可以？如果IB批准學校開辦，為什麼教育局不批准學校開辦？不過沒人回答，我都是說說而已。（全場大笑）

主辦單位想我討論興德學校影子學生問題。我就談一下。法團校董會的建立本來放權鬆綁的，不過我們做校長的，除非我的校監是傻的，否則我們很慘。每年四個校董會裏，我預備一些文件給對教育不太認識的人。如果我和程教授交流，他會明白我說什麼，因為他經歷過。但沒有教育經驗的人要去明白我的學校發展計劃，還要說服他要簽名，我們每年都花很多時間去說服講解。更糟的是，他們只是靠個「信」字。

我工作很幸運，我喜歡說話，喜歡玩，然後有一間學校給我發揮，又有這些場合給我說話，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我的校董會很好，因為我的校監經常說：「你懂我不懂算了，校董會成員是你的，你擺平吧！」所以沒問題。我有時在報章發表言論，我的校董會成員多數只看《蘋果日報》，只要我不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就沒問題。（全場大笑）有次《蘋果日報》竟然發表我的東西，我心想：「這次糟了！」下次不能再說，不過校董會成員沒有理會我。

說真話不需要勇氣

社會的氛圍要改良教育，不只是學校的責任，是要改善整個社會對教育，對考試評核的看法。我說最後一句話，宣傳單張介紹我是敢言校長，主持人詹德隆先生（公民實踐論壇主席）說得很好，人要說真說話，我不喜歡自己是「敢言校長」，因為每個人都應該如此。敢言是個標籤嗎？敢言不會發生在校長身上嗎？我最近看《說真說話的勇氣》這本書，我覺得很奇怪，說真說話需要勇氣嗎？我以為說謊才需要勇氣，但說謊會被人知道。我覺得如果社會建立在一個謊言上，是沒得救的。如果教育界連說真話的勇氣都沒有，我們怎能教育下一代。有些學校與學生或有一些糾纏，但我的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從來沒有不快樂的經歷，因為大家互相了解對方。說真說話是由心說出來的，不需要勇氣，所以每一天都可以開開心心地去做一些很困難的事，但看到其意義的存在。我說完了，謝謝！

「香港中小學教育：今後的方向」之二

本系列演講：

程介明：為什麼要有不一樣的教育？

陳惜姿：政治教育，避得過嗎？

廖思銘：給我信心當我未如願──另類教育的實踐空間

葉建源：未來五年教育施政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