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醫生與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點滴

很多人可能對於李文亮醫生去世引發的內地網上憤怒、悲慟和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有點摸不着頭腦，李文亮醫生被國際媒體形容為武漢肺炎第一位吹哨人。由於國際關注，國內網络上又有部分人感到又是敵對勢力在搞事，對於此事上綱上線。李文亮醫生是不是第一位吹哨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後在同一時段有8位醫生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對疫情進行預警，沒有得到上級部門重視，反而都得到訓誡，從而錯失了關鍵20多天！從傳播速度與死亡人數來說，這次疫情已經比沙士嚴重得多。據說病毒的毒性應輕於SARS，但傳染性厲害得多，而接近五成感染者在初期是沒有病徵。

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軼和團隊在1月21日-22日來到武漢，希望可以幫助找到動物源和對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無力，很悲憤」，唯有打道回府。在1月23日接受財新網採訪時提到「根本沒法跟SARS疫情相比較，SARS傳播鏈清晰，但武漢肺炎已經擴散出去」，當時這番言論還受到不少批評，現在看來是不是都說對了？

現在中央用舉國之力來阻擊疫情，首先是史無前例的封城，SARS時北京只是封閉了少數幾個社區與醫院；再用十幾天的時間建立了兩家能夠接受千人以上大醫院和多家方舟醫院，再動用了全國各省和解放軍1萬多的醫護人員不單支持武漢，還安排16個省市專門支持湖北16個市和區，看圖1。現在看來，全國人民對於戰勝這次疫情還是很有信心，但代價有點太大。

武漢政府五點明顯的處理失誤

北京承認前期疫情處理有不足之處，錯過黃金防疫期。雖然現在我們現在不清楚問題是出在地方（武漢和湖北省）還是中央，是專業官員（衛健委）還是行政官員（市、省、中央領導）的責任，還是整個應急系統信息流轉中的失靈？但還是能夠清楚看到武漢政府有幾點明顯的處理失誤，我嘗試系統地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1.源頭：如果是華南海鮮市場野味惹禍，不是沙士後不吃野味？雖然在中國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在一個超千萬人口的省會市中心能夠明目張膽買賣野味，膽子夠大的。也有一些其他源頭的說法就更恐怖了，這裏不「傳謠」；

2.內地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于建嶸（法學博士）在2月08日發布的《關於武漢政府沒有依法啟動新冠肺炎預警答記者問》網上文章，他認為武漢市政府應當在2019年12月29日，也就是那八位醫生發聲時，不晚於2020年元月4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向社會發布三級或四級警報，宣布進入預警期。這裏面提到是關鍵20多天沒有發出預警。他文章有詳細論據這裏就不重複；

3.就算有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武漢政府未能發出預警，作為地方政府還是有阻止人群聚會的能力，但他們不單沒有行動，而且大型群眾活動包括萬人宴還正常進行。有一說法是那個期間是湖北在開人大和政協的大會；同樣是在湖北，潛江市委書記和市長在1月17日就決定提前預警了疫情，因此在整個湖北省，潛江市的疫情是倒數第二位，看圖1。

4.武漢封城後，從發出通告，但到上午10點封城起始期還有8個小時視窗時間，部分市民和滯留武漢的外地遊客選擇連夜出城，為什麼沒有能夠即時封城，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困難，這點先不說。但沒有要求離開武漢和湖北的人在出國前需隔離14天，這點可能也是不好執行。但沒執行，變得全世界都隔離中國人，後果太嚴重；而且還打臉了北京宣傳的「國際命運共同體」；

5.公安部門肯定是受了上級部門（非公安）要求對李文亮等8位醫生進行訓話和訓誡，而公安應對於這麼專業（公共衛生安全）情況不具備判斷能力，他們完全選擇執行上級指令是無可厚非，但事實證明後果是很嚴重。

恢復了還上一線，我不想當逃兵

有人認為李文亮醫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並沒有顯得多麼勇毅決絕，他只是在班級同學微信群裏提醒一線的醫生同學們注意保護。即使在這個極小的圈子裏，還提醒大家不要傳播出去。他面對醫院與公安的訓話，也是選擇了服從。實際上當你仔細了解這段時間他的言行，例如他對採訪財新記者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這是一個高貴的表述，一點都不普通。受到訓誡後李文亮還是是馬上回到一線崗位，並在工作中被感染，進了重症監護室。之後局勢日緊，他還表明了「恢復了還上一線，我不想當逃兵」。李文亮醫生，是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共產黨員，離開時才34歲，留下懷孕妻子和一個小孩。相信他與2003年的蔣彥永醫生一起，會被歷史銘記。

羅海雷

已故著名報人羅孚第四子，理工男，香港土生土長，小學與中學接受左派教育，英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八十年代初開始參與中國貿易的港商，1988年常駐廣州，94年開始常駐北京，近距離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歷程，過程中參與了英國政府提供給中國最大政府貸款項目，支援英國工程公司在江蘇江陰長江大橋建設項目。工作過程中，得到公司派送到英國Ashridge學院與美國哈佛商學院接受EMBA與AMP高級管理培訓，近年致力在工程建設行業價值鏈應用數位化技術。從小喜讀歷史，特別是近代中國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香港左派活動史。香港出版的著作有《我的父親羅孚》（2011年《亞洲週刊》非小說十大好書，2012年第五屆香港書獎）。另一本寫兄長羅海星的書籍《星沉南海》對於1989年的歷史詳細描述，獲內地有關部門人員評價為近年難得一見的中肯評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