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中美避免軍事衝突慎防人工智能戰爭

承接上文：〈李成：氣候變化威脅美國更甚於俄羅斯北韓〉

自OpenAI發布ChatGPT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程式以來，全世界可謂陷入了一陣人工智能的旋風，各種領域都發明了人工智能工具，軍事也不例外，各界也紛紛議論當中牽涉的道德倫理議題。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成認為，仍在持續的俄烏戰爭可說是20世紀最後一場戰爭，若中、美兩國因各種理由在台海交戰，這將是21世紀上的第一場戰爭，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人工智能戰爭。本社一連三日刊登李成教授與香港大學哲學助理教授黃裕舜博士7月的對話錄，今日刊登最後一段談及應對戰爭的方法和香港如何發揮聯繫人作用的對話。

人工智能戰爭不會有贏家

李成（李）：人工智能也是個關鍵。前兩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跟谷歌前執行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寫了《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一書，而且施密特最近5年重點研究人工智能，為什麼？那是因為與現代戰爭尤關。

部分美國政客隨便講的很多東西不一定代表美國軍方和政府的主流意見，當然中國也人講很多東西不一定代表中國領導人的意見。但如今美國有敘述（narrative）指，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台灣。「我當時告訴過你們，俄羅斯會打烏克蘭，你們不相信，現在我告訴你，中國會打台灣，你們信不信？」台灣人最不願意聽到這句話，就是你把我們當什麼？這不僅是國民黨或者台灣民眾，即使民進黨也有保留的，這種情況不難理解。

如果說直到目前為止，俄烏戰爭還是以陸地戰爭為主，那麼台海戰爭絕對是一個多方位戰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30年前就說了，這將會是一個高科技戰爭，誰都不知道怎麼打法。如果俄烏戰爭是20世紀最後一場戰爭，那麼中美若因台灣交戰，這將是21世紀上的第一場戰爭，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人工智能戰爭。

基辛格與施密特認為，這種戰爭是沒有贏家的，那麼為什麼要打？所以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香港也要與內地和世界各國討論，人工智能戰爭的危險性，結論就是要避免中、美兩國的軍事衝突，要尋找新的出路。儘管我們對美國沒有信心可以改變任何東西，但是這種「二軌」對話還是要進行。當中，香港能否起一定作用，你怎樣看？

參與二軌對話促進有機交流

黃裕舜（黃）：二軌外交十分重要。但何謂二軌外交？這基本上指非政府機構與人士，在官方渠道以外進行的外交，至於「一點半外交」就是指官方與非官方團體和人士共同參與的聯繫。即便在未來10年，中美關係核心主調依然是僵持下去，但我認為這是「鬥而不破」，當中還有一定空間容許各國公民、民營企業、學者之間有機互動交流，包括三點：

一是在促進全球議題合作方面，為各方面的人提供相互了解的利益底線。二是促進文化上的相互認知，從而將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升華到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接觸。三是擦槍走火，往往未必是領導人的決策，而是關乎終極領導層和情報來源，可能導致一些具體決策偏差。二軌外交能夠讓一些跟政治體制有關係的人，能夠在一個可信、可靠的環境下，輸出資料和對方溝通。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便經常參與不同場合的二軌或一點半軌對話。

我認為，香港人擁有「執生」（隨機應變）的基因，像俗語所說的「世界仔」。在新時代下，可以做一名有原則、有底線的世界仔，符合新時代對我們的要求。

透過治理回饋國家

李：實際上，你和我都對香港充滿信心，否則不會來這裏座談。但很多人也不同意我們的判斷，尤其在目前的情況下，你的新書裏有一段對香港未來前景十分重要的概念論述，就是「融合」與「融入」的不同。香港與大灣區是融合，也就是說作為大灣區一員，香港能夠有機利用灣區龐大的人力資源和中產市場。同時，也可以提供一些東西，但融入就會失去香港的特色、自主，不能夠保持和發揮優勢。

回顧近期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數量下降，我想問為什麼香港未能吸引大陸的中概股上市？相較其他地方，如美國政治前景不明朗，香港因種種變化，社會穩定（Stability）得以維持，但金融業卻仍然不景氣。香港政府能夠做什麼來改變這個不利局面？

黃：這個是很大的難題。其實香港IPO的情況，為什麼市場這麼乏善足陳，很大程度跟步出疫情後的中國經濟持續低迷有關。無論是失業率上升是兩成，還是民營企業面對重重的障礙，這些都是中國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對我們的領導人有信心，但這不代表對現況很樂觀。香港要處理金融市場持續低迷的狀況，我覺得有難度。

但我覺得下半年的IPO情況還是挺樂觀的，因為中國經濟開始復甦，而且我們和東南亞的夥伴關係也是持續加深。還有，一些大型科技股、獨角獸選擇來港落戶。香港金融發展局（FSDC）在外面也是很出力地做好，跟不同的市場之間搭建橋樑，發揮我們應有的功能。

第二點是關於治理方面。我當初區分融入與融合兩種概念，是受到陳端洪教授的兩制之間的有機張力論述啟發。其實如果能夠保持到我們的現有優勢，同時不斷地創新、實驗、推陳出新，香港將能為大灣區提供經濟與法律改革的樣板，同時為南沙實驗區、自貿區帶來一定的法理、貿易、政治實踐基礎。如果我們能將這個精髓融入在我們的施政DNA裏面，不讓行政主導變成行政壟斷，那確實能夠透過治理，回饋我們的國家，進一步地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