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大學高層中了排名毒

城大排名風波，愈鬧愈大，繼被質疑向教育機構QS「報細」學生人數，城大又被指「壓縮」教員人數，意圖在師生比例上盡量爭取較好分數，來提升學校在QS世界大學的排名，最近更被報章報道QS給予城大「超五星」的最高評級，優於哈佛、史丹福、耶魯大學等高等學府。

整個排名風波卻凸顯本地大學高層中了「排名毒」。筆者曾在本地大學任教多年，看見大學高層不斷向教學部門施壓，提升教員在學術研究的產量和質素，目的只為爭取更高排名。但這卻帶來嚴重後遺症；部分教授只注重研究，忽視教導學生，令大學的教學質素受到負面影響。

真正的教育精神

所謂大學排名榜，只可以作參考，不能只為在排名榜上爭取較高排名而被人牽着鼻子走。教育家應該有理想和風骨，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正的教育精神。

筆者認同大學排名榜可以作為參考，但大學高層應該小心了解排名榜的制訂方法。以QS世界大學排名榜為例，其組成結構是基於六個成分：學術名聲、師生比例、教員研究引用量、僱主評價、國際生比例和國際教職員比例，至於比重則分別為40%、20%、20%、10%、5%和5%。如果我們將QS世界大學排名榜與其競爭對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作比較，兩者無論在組成結構和比重都有頗大分別，因此，同一間大學在兩個排名榜上出現頗大的排名差別。例如城大在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兩個排名榜的最新排名分別是49位和119位。

上周筆者指出，QS在2016年將教員研究引用量作出修訂後，城大的排名從2015年的108位急升至2016年的57位，而且城大在教員研究引用量方面的得分竟然高過當時在排第六的牛津大學，絕對令人難以置信。

為了更清楚了解以上結果是否基於QS改變教員研究引用量的計分方法，筆者比較2014年和2015年首100位的排名變化，原因是這兩年仍然採用舊有的教員研究引用量方法。結果顯示排名差別起碼達20位的只有一間大學，但當筆者比較2015和2016年時，結果竟然是多達11間大學的排名差別高達20位或以上，這是否表示修訂教員研究引用量方法對整體排名帶來過大的反應，讀者可以細心思考。

三間亞洲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是在QS改變計分方法後的受惠者，其排名分別從2015年的39位，47位和70位，上升至2016年的13位，25位和51位。南洋理工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教員研究引用量得分從2015年的42.6分和46.1分，上升至2016年的86.5分和84.2分，另外，本地大學除了城大外，理大排名也從2015年的162位，跳升至2016年的116位。

筆者認為，當排名榜出現如城大的教員研究實力高於牛津大學或其他著名大學的情況時，這個排名榜的可信性是應該受質疑，讀者同意嗎？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關焯照

加拿大 Concordia University 經濟學學士、碩士及博士。曾於加拿大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及 Concordia University 任教。1995至2009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經濟系學士課程，轉職前為經濟學系副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學生活研究中心主任。現從事金融投資工作，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致力研究金融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時間序列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曾多次在各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達30餘篇。亦曾為出版商 Pearson Addison Wesley（UK）及近30冊國際學術刋物擔任評審員。其研究論文多次被國內外學術刋物及書籍引用，是時間序列分析和消費信心研究的專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共事務論壇成員和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為政府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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