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剛剛您說，如果在開始的時候把線劃得清楚，情況可能會不一樣。即便到了2007年，回歸十周年了，還有曾蔭權這樣的一位特首，不僅跟泛民的關係不錯，又是在港英政府裏面成長起來的，可是他搞的國民教育最後是還是碰釘子。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這界線根本不可能講清楚的，因為2007年的時候開始講也是碰了釘子，更何況在1997年呢？所以，是不是說這23年的路就得這麼走，就得這麼失敗，是沒有辦法的呢？
答：現在，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我們到了今天還沒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深入的檢討，我不知道中央閉起門有沒有做過，但反正我沒有看到公開的檢討。
就是您說的問題，首先在過去23年，我們到底有哪些成功的經驗或者失敗的教訓呢？我剛才說的在2014年發表的白皮書，它總結了回歸多年一國兩制的實踐，但內容全是成功的事，敘述了那段時間的成就。我不反對說一國兩制整體來說是成功的，但你沒有正視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曾經出現的問題和碰到的失敗教訓，這樣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問：您說得很對，到今天還沒有正視這個為何失敗的問題，可是今天要講二次回歸了，這是很恐懼的，所以我想問，過去23年我們都知道香港人跟中央之間有誤解，香港人跟內地人有誤解，還有兩個制度之間也存在矛盾，我們都知道，都清楚。如果我們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今天的情況會不同呢？
答：教授，您可能也知道，我從立法會退下來以後，我就跟一些學者創立了一個政策研究機構。我當時是很清楚的，我就是要研究一國兩制的成敗。在2016、2017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到了。當時到處說，一國兩制發展至今，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未來的5年到10年一國兩制能不能行穩致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當時幾乎都是集中檢討、回顧一國兩制實踐中的一些經驗，當時研究的議題包括了問責制和公務員制度如何改善管治的問題，政黨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也研究香港跟內地的融合過程當中出現的矛盾及解決方法等。
當時我過於樂觀了，根本沒有這個水準做好這件事。那個時候也有一些位於北京、上海的高水準機構樂意跟我們合作，因為他們也看到這些問題。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更多的是來自廣東，專門研究港澳台問題的機構也願意跟我們合作。我有一個期望是通過我們的研究真的能提出在這個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解決辦法。很可惜的是因為我們的能力問題，仍未找到解法辦法。
香港跟內地出現的情況又怎麼說呢？兩地關係愈來愈緊張，我們有一些跟內地合作的項目也很難繼續下去。到了去年的反修例事件，更是完全停了。現在我們不能只拍拍腦袋就說這個怎麼做，那個怎麼做。要是我們國家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看成是我們國家走到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的課題的話，我們確實要集中中央、內地跟香港最好的研究中心，包括我們的大學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有一個良好的希望，我們的《國安法》實施了，反修例的風波也慢慢平靜下來了，然後疫情又慢慢過去了，我們可以重新建立研究架構。
831決定能夠通過，香港現在會不會不一樣呢？
問：在過去23年裏，如果有關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831決定能夠通過，香港現在會不會不一樣呢？如果反修例的事件沒有出現，或者修例一事根本沒有被提出來，香港會不會有所不同呢？您怎麼看這兩條非常大的假設性問題呢？
答：有些民主派朋友，當然也是老一輩的民主派朋友，他們說的不光是您剛才說的，要是當年能夠通過《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而831的決議案能夠通過，現在的香港將完全不是這個局面了。
其實，在討論831決議案的時候，我當時仍是立法會主席，我跟一些民主派的議員私下談，他們也表示要實現這個普選的話，也只能接受「831決定」。可是，那時佔領中環已經開始，而且對抗得很激烈。有幾個學生代表跟當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本來也是談得不錯的，但因為佔中事件馬上就被人反對。有立法會的泛民議員和我說，現在不行了，要是我們現在投贊成票，我們就等於自殺了，死無葬身之地。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所以，我當時跟幾個比較資深的民主派朋友聊，他們說，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劉寧榮、曾鈺成對談六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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