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劍恩仇錄──馬家輝的小說創作

編按：作家馬家輝和電影監製、前「慈雲山十三太保」、十大傑出青年陳慎芝的組合，是否有些奇特？兩人最近在2018香港書展中攜手出席講座，暢談寫「江湖小說」、拍「江湖片」和真正的「江湖」故事。

馬家輝：《龍頭鳳尾》是唯一一本個人的小說創作，自2016年小說出版後，反應不錯之外也得到文學界的朋友很多鼓勵。於是我進行了第二本小說的創作，名暫定為《龍頭鳳尾，續》（下稱《龍‧續》）。我原本打算出了《龍‧續》後在書展裏舉辦新書分享會，但後來我覺得新書的16萬字裏總有很多可以修改的地方，所以趕不及今年出書。但沒關係，我們今天還是會談談我新書的創作。

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裏的主要人物是江湖人物，而新書《龍‧續》的主要人物是警察。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歡寫三部曲，換然之，第一部是黑，第二部是白，那第三部就是黃。到時候也得繼續麻煩陳慎芝（下稱華哥）多加指導，因為華哥是個很淵博的人。

受真人總華探長啟發 為故事人物定型

《龍‧續》的故事起點很厲害，是以1841年1月底英國人登陸香港作背景。當時還未簽訂南京條約，英國人已經搶先來到香港，並在澳門舉行賣地，把香港的地賣給英國的洋商來做生意、賣鴉片。我的故事從那裏開始一路下來，講到1967年的九龍城寨，而那裏主要是說「白」的故事。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警察，他們在香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故事中的警察堯木（不確定寫法）原型來自一名香港警察──總華探長。堯木生於1895年，潮州人。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堯木當時16歲，已經拿着槍去當民兵，說白了就是土匪。他們打着革命和反清的口號，擁兵為王。

堯木當了民兵幾年後，1919年來了香港當警察。試想想，他當時做民兵的時候，口號是「反清復明，驅逐韃虜」，來了香港後卻替韃虜服務。當我收到這份材料時，我想像這位堯木先生當時的感受──作為一個人，其實不論哪個時代、替哪位老闆打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對自己和社會有益。堯木在香港做警察一直做到1941年，當時日本人打跑了英國人，佔領了香港。堯木找各種藉口不留在香港，選擇回到廣州。但堯木在警界很英勇，也破了很多案子，日本人於是到廣州把他帶回香港，讓他來管理香港的治安。可是堯木不肯跟日本人回香港，於是裝瘋，突然蹲在路上拉屎，拉完還撿起來吃，日本人看他這樣就放了他。到了1945年，日本人撤離香港，堯木重新回到香港繼續當警察，一直做到總華探長的職位。1957年，他才62歲，他卻在尖沙嘴山林道12號三樓吞槍自殺。我覺得他是個漢子，他退下來不當警察，雖然退休後當警察顧問，但他帶病在身也據說行動不方便。試想想，當你回想起自己從16歲拿起槍打打殺殺一直到62歲，怎能接受自己不良於行，死在床上。於是他最終選擇自行了結生命。

1957年總華探長去世後，接下來說的是江湖的恩怨。在《龍頭鳳尾》裏陸北風來到香港後接收了哥哥陸南才的塘口（資源），宣興社重新插返枝旗。這就開展了另一個江湖故事，而這個故事跟《龍頭鳳尾》裏面的人物哨牙丙有關係。《龍頭鳳尾》中有一場重要的宴會──金盤洗手──在《龍‧續》裏也佔了很多篇幅，因為當中牽涉到很多人物，而其中一個是江湖中老大的老大──杜月笙。

感人江湖情意 新書再現

杜月笙的角色既是真實材料，也是我的想像。他在上環死於1951年的農曆7月14日，也生於農曆7月14日，從玄學的角度來看，這人陰氣重。在灣仔香港殯儀館出殯的那天，很多人前來送花圈，花圈從灣仔一直鋪到中環，整個灣仔區的花店裏的花全部售罄，江湖兄弟覺得這樣不行，因為他們每送一個花圈到殯儀館可以賺兩塊，沒有花就沒有花圈．他們就賺不了那兩塊。於是他們想到一個辦法，把送來的花圈放了5分鐘後就從後門扛出去，將花圈的布條換上新的，再從前門進去靈堂，如是者不斷重複這個動作。靈堂開放三天予公眾，許多人前來拜祭。青幫老大杜月笙出殯當天，前面由20多輛警察車隊開路，後面則舞黑獅，一路上有許多人群和汽車跟着走到上環。他們走到其中一個位置的時候，出現了幾位身穿粗衣麻布的人拿着亂七八糟的花。旁邊的兄弟們一看不對勁，以為有人來鬧場，於是過去問人家看什麼看，還將那些亂七八糟的花踢到滿天飛。後來弄清楚什麼事以後，那幾位身穿粗衣麻布的人撲通一聲地跪下哭。原來這幾位是以前杜月笙在上海灘照顧過的人，大時代變遷後淪落到香港，感覺自己很寒酸，就連去靈堂送別恩公也不敢，也沒錢買花，只能摘路邊的花弄成一個花圈的模樣，等在靈柩經過的時候，才在路邊跪下來叩頭和拜。這種江湖（廣義上的層面）的情意、恩情很感人，當我寫作時看見這些材料，我就忍不住將這些人事物寫進《龍‧續》裏面。

劍──陳慎芝（華哥）的香港情懷

陳慎芝：我總是說，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去年我拍了《毒‧誡》，它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剪輯了很多，剪得很散亂。當中的愛情線很強烈，很多人都問我到底是否真的像電影那般浪漫，我只能說是一點點吧！肯定沒有那麼浪漫。在《追龍》裏，我們製作了城寨的布景，一共花了700多萬。拆掉時，我和丹爺（甄子丹）在邊上看着，不由得感歎：拆了實在太浪費。我跟華哥（劉德華）說，不如找個劇本，接了這個景吧！唉，哪有這麼容易？單單選角已經是件難事。現在要拍一部戲，境況可以說是很慘澹。雖然我拿着一筆錢，但演員個個都沒空。

拍電影很辛苦，要迎合大陸市場。《追龍》中有一場戲，（做了一個揮手勾拳的手勢）你們懂的。甄子丹打了那個外國人，說的對白是「不是你們英國的！是我們香港的！」這樣給觀眾的感覺會好一些。大陸上面不會剪掉那麼多，畢竟國情需要。所以之後開的兩部戲也批評了英國，比如《金錢帝國2》，它的第一集也如此。事實上，英國人也做了不少建設。建設是對的，不建設就賺不到錢。

言歸正傳，1968年，我開始在城寨生活，1971、72年左右離開，待了4年。我在裏面吸毒，後來機緣巧合下，我做了棚主。城寨裏有個大笪地，那裏有四個大棚，都是黑社會建的。一個是四大，寫着「單馬聯同」（指「聯」、「同」派系），第二個是雙鷹，「勝和水房」（水房指「和安樂」，三合會之一）；第三個，老潮（鶴佬派系），第四個，「冧巴」（指14K，黑社會社團）。我就是負責「冧巴」的。有很多人誤解了，說：「華哥，你被抓過一次了！什麼都不怕了！」錯，在法律上是不行的。有的人被警察抓過好幾遍。所以不要誤會，警察可以不斷地抓同一個人。如果說只能抓一次，豈不是太便宜了？今天我這番話只作學術討論，還是合法的。警察很少會抓錯人，不是說你無緣無故被人叫一聲「大佬」，警察聽了就說抓你，要視乎你的意識形態。當然，如果你真的是犯了事，肯定會被抓。我在城寨的那幾年，算是見多識廣。最精彩的一件事，恐怕要數我做檔口夥計那回──也就是「粉檔夥計」（賣白粉的嘍囉）。我們的範圍是打鼓嶺道，每位客人如果買兩件「大」，即15元一包的白粉，我們必須親自送過去。那時候是有協議的，警察在這條街上不能夠抓我們。

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了沙埔道，被兩個掃毒警察抓住。他們在我身上搜到了一包白粉，要抓我上車，我當然不上，向其他人大喊：「幫我叫老總出來！」那時的粉檔老總叫煤炭明。明叔出來跟警察說明緣由，解釋我是夥計。警察答：「夥計又怎麼樣？這裏是沙埔道，不是打鼓嶺道。」你猜後來是怎麼談妥的？明叔確實有本事，他說：「這樣吧，阿SIR，你抓吧。」隨後他給了那兩個警察每人50元，就把我身上的海洛英拿走，換上鴉片。其實鴉片也是DD（dangerous drugs）。可是當時新蒲崗的外國法官每逢遇到賣鴉片這類的案子，罰錢即可。因為英國在賣鴉片。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方法，妙絕！

城寨就是這個面貌，它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任人自生自滅。比如說，街上總會有些人蹲着，我們習慣走過去把那些人踢倒，大喝一聲：「走開！」有一回，那些人眨眼間都倒下了。原來，他們早就死去，都是吸毒而喪命的。死了要怎麼辦？老總的指示是：「等晚些吧，警察不會來收屍，市政局也不會來。」到了半夜12點，才有兩個人把屍體搬到馬路邊，等市政局收屍。有人曾經問我，進城寨有什麼要注意，我會答：「不要喊救命，不要喊非禮，也不要喊打劫，沒人會理你，除非你喊：『着火了！』每個人都怕火災，自然會飛撲似的走出來。」

我曾經帶着香港電台的馮意清進城寨，協助他拍一集《香港香港》。那時街上的老鼠不怕人。原來它們每天跟人一樣，都在吸白粉，吸上癮了。當毒癮發作時，它們如同發呆一樣。馮意清馬上拍下了這一幕。所以之後他才拿了獎。拍電影就是如此，那一幕如果拍得成功，就能成為經典。

城寨還有很多故事。它是低窪地帶，有一次下大雨，雨水幾乎把街淹沒。我們的粉檔如果要搬出來，搬到打鼓嶺後巷賣，必須詢問「管事」，即CID（刑事偵緝處警察）。但當時我們找不到管事，可能在打麻雀。所以我們不敢搬，只能站在水中，水幾乎升到胸口。我們拿着一個盤子，頂在頭上叫賣。老鼠也在一旁游着。一位老人家來買白粉，買完就這樣高高舉着手折返，有時他不小心摔了跤，可是他的手始終不放下。在他心裏，白粉比什麼都重要。吸毒者都是悲慘的人。

劉國昌的《救救小孩子》中，有一場戲加了進去。其實那場戲說的就是我。當年我毒癮發作，很辛苦才能買到一包白粉。我痛哭流涕，準備打開它時，忽然，砰的一聲，白粉都掉在了地上。我立刻用棉花把僅有的白粉吸乾，再拿針筒從棉花上抽出。抽出來的都是黑色的液體，我照樣往自己身上打。我當時的念頭只有一個：我要把毒品全都輸進血管！現在我看見針筒也會打冷顫。毒品真的很可怖。

在場也有我的一些朋友。有一位，我們起碼認識了30到50年，情誼深厚，我想用一首詩（詞）去介紹他：「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位朋友就是李健明牧師。」50年前，我跟他一起在城寨裏吸毒。有一回他被抓了，在法庭上懇求法官給他一個機會。法官看了他的記錄，知道他坐過5次牢，還能給什麼機會？他連忙說他會去聽福音戒毒，他的黑社會大哥是那裏的負責人。之後感化官打電話給我，說法官要見我。我到達法庭後，那名外籍法官很有趣，他問我願不願意幫李健明。我既然過來了，肯定願意。法官繼續問，我能否擔保他在我的戒毒中心待兩年。我答不可以，但他的母親在一旁拉住我說「可以可以」。這是我的經驗，上到法庭，無論如何都要先舉手，表示自己仍要發言，不然法官很快就會判案。因此我早早舉手，之後才跟法官說：「如果他能夠接受我們的規矩和信仰，不要說待兩年，10年、20年都可以。」法官聽了似乎很滿意。因此，李健明的歷史才改寫了。當年我是他的導師，現在他倒是我的老師了，他在讀博士。轉眼間，就40多年了。

最近我在電視台一個節目裏提過收小弟的準則。第一，小弟要有錢；第二，才智過人和辦事能力高；第三，是個蠢材。蠢材當然收，出事的時候就是要讓他們去頂罪。我很坦白地說，黑社會也要謀生，他們的義氣不多，最好大家開開心心。現在的我很開心，我為生命感恩。我從未想過有今天。40年前，我脫離了黑社會，華麗轉身。原以為改變的只有我，但生命影響了生命、燃亮了生命，又傳遞了生命。我引導了一位牧師，他又引導了其他人。我看過馬博士的文筆，十分出色。我了解寫作的艱辛，因為我也寫過劇本。具體來說，我不是寫，我們大夥們是圍在一起想劇本，由其中一人記錄。有時候那人寫着寫着會因為忘掉某個字而煩惱。我想請教馬博士，能夠一邊想一邊寫，是否很厲害？

打完針之後，我在想，這是最後一次。我也把針筒丟到垃圾桶裏，最終我又把它找回來。當時我很慶幸那是塑膠針筒，要是玻璃針筒，肯定會碎。毒癮的威力不能小覷。當年我吸毒，是因為我整天見到一個小弟吸毒。他說：「大哥，你明白的。我們沒有明天，只能用毒品來麻醉自己。」我馬上反駁：「玩什麼都好，千萬不能被『白小姐』玩！」他沉默。後來我想，我也空虛，不如也去試試？那個小弟就是演員李兆基。他不肯戒毒，也是我從法庭裏帶他出來。我介紹他去無線，如今他在學電影，最近中風了，幸好有基金負責他的生活費。這件事教訓我們，賺到錢就要儲蓄。我給阿基的忠告是「收斂儲蓄」。人出名了，不要囂張，要儲蓄。我也曾經跟某位高層說，現在他坐到這個位子，很厲害。我認識他40幾年了。他因為這個位子「儲」了一些人際關係，可是哪天他退下來，他就會知道有多淒慘。

人終要一死。我總是說，我很感恩自己活到現在。我很愛我的妻女，她們待我很好，非常體諒我的工作。我總是有太多節目，比如出席溫拿首映、慈善團禮……但我不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黃者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