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燈柱欠奉 港怎發展智慧城市？

在本月初發表的2021年《施政報告》中，第112及113段提出兩項智慧城市政策，可惜政府並沒有重提推行智能燈柱計劃，令筆者擔心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進度。

要有效推行智慧城市建設，政府需要蒐集大量與城市運作相關的數據，因此很多大城市都會裝設具備不同功能的智能燈柱，當中包括閉路電視（俗稱「天眼」）。政府早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並在2019年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安裝400支智能燈柱；無奈在當年的暴力社會事件中，激進示威者到處大肆破壞，橫蠻地鋸斷了20支燈柱，造成了高達280萬元的損失。

市民對創科態度 與政府迥異

儘管政府事前已多番向市民解釋，智能燈柱並沒有監控攝錄及人臉識別功能，但暴徒堅持不相信，更毫不留情地破壞。事實上，事件造成的損失遠超於金錢，它同時嚴重窒礙了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大計。

從科技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的理論角度分析，上述現象是科技採用（Technology Adoption）中的常見問題，是源於用戶對創新科技之接受度，發明者或推廣者（政府）深信創新科技對使用者大有裨益，但用戶（市民）卻很多時候持相反意見。

且看香港的智能燈柱裝置，政府視市民安全為首位，因此堅持智能燈柱設置「天眼」，可全天候監控社區動態，幫助執法者實時捕捉社區內的違法行為，並識別出違法的可疑人物，盡早將其繩之於法；然而市民卻不以為然，認為香港非常安全，抗拒被政府監控，認為會因而喪失個人的私隱及行動自由。

內地廣布「天眼」 拐帶兒童大減

在智能燈柱的爭議中，政府和市民各執一詞，究竟個人私隱和社會安全，哪個更重要呢？客觀的答案是根據應用環境而定。例如，多年前內地拐帶兒童罪案猖獗，全國每年案件數以千計，但近年在各地全城滿布「天眼」後，犯案率因此而大減，降至每年幾十宗，家長亦因社會治安好轉，較放心帶子女外出遊玩。

不過，拐帶兒童罪案在香港較少發生，因此市民覺得社區安裝「天眼」只是畫蛇添足之舉，毫無必要；有些市民更認為，智能燈柱不但未能提升社區安全，更會嚴重侵犯市民個人私隱，對香港民生百害而無一利。

洩露私隱 手機才是最大元兇

換另一角度看，市民是否真的如此緊張個人私隱呢？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手機才是私隱洩露的最大元兇，但大多市民卻未有太介意，因為手機通訊所帶來的方便，遠比私隱重要，試想想任何一位市民，能夠忍受沒有攜帶手機出街嗎？再者，一般市民都相信，他們的通訊數據會受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護，因此大部分人都會放心使用手機。

由此可見，只要使用者相信，他們能從創新科技所獲得的利益，超越其所付出的代價，他們便會願意去接受新事物。因此，政府如何去推廣創新科技的優點，以及其所帶給用戶的利益，是科技採用的真正關鍵，但這又談何容易呢！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有些香港市民往往帶着「黃色」眼鏡去看創新科技，並拒絕接受政府所發出的任何正面信息，智能燈柱被大肆破壞便是眼前的最好例子。

北部都會區 應加智慧城市元素

2021年《施政報告》指出，「在《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的保駕護航下，香港特區已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管治秩序已恢復正常。」在這個新局面下，筆者估計香港普羅大眾會更有理性和耐性，去聆聽政府的信息，並了解其推行的創新科技和服務之相關資訊，消除他們的疑惑，所以政府應重新推動智能燈柱的工作，向市民解釋它對建造香港智慧城市的重要性，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舉足輕重。

再者，政府在2021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大計，筆者認為，北部都會區將會提供一個很自然的港深智慧城市試驗台，政府應該在北部都會區規劃中加入這元素。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黃錦輝

1987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及創新科技中心主任，並擔任高可信軟件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分實驗室）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特聘教授以及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客座教授、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他同時為香港資訊科技聯會、香港工程師學會、英國工程技術學會及英國電腦學會會員。黃教授活躍資訊科技界，曾任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現時是香港童軍總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委員、香港國際機場科技諮詢委員會成員、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成員、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資訊及通訊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等。2011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以表揚其對香港資訊科技界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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