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國家教育部發表《粤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當中分析了香港兩文三語的教育問題，建議港府在法律上宜明確普通話與簡體字的地位，將普通話教育作為政策，適度融入考評體系，令小學、初中、高中的普通話教育連貫銜接，增強教與學的動力。
社運、教改窒礙普通話教育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特區政府一度大力推動普通話教學，對提升香港新一代的普通話能力功不可沒。承接港英政府在1995年底宣布新普通話課程將於1998年在中小學實施，1998年董建華先生治下的特區政府頒布了中小學《普通話課程大綱》，將普通話列為小學和初中的語文學科核心課程，普通話獨立成科的學習模式全面鋪開。
1999年政府更公開宣傳語文教育的長遠目標之一是要以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中國語文學科應以普通話作為教學媒介，增加普通話的應用和深入學習成效。及至2000年，普通話更成為中學會考科目，正式進入公開考試的體系，地位進一步提升。在上述政策推動下，普通話學習的發展令人鼓舞。
很可惜，接下來一連串的社會事件和教育政策改動，大大阻礙了普通話學習的進一步發展。首先，中國語文科在中學階段的公開考試加入口試環節，絕大多數學校均以粵語教授，學生以粵語應考。更甚者，部分一直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學校，唯恐學生在公開試以普通話應考會影響成績，紛紛取消高中普教中的政策。
再者，新高中學制推行後，高中各科課程內容繁多而艱深，學生難以兼顧，而在只修四個主修加兩個選修科的主流下，普通話科被迫在公開考試消失。與此同時，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所謂本土主義興起，每有官員或社會人士發出提倡普通話的言論或作出政策改動，即會招來口誅筆伐，普通話的推廣舉步維艱，不但毫無進展，相比回歸初年更有倒退之勢。
世界華人的橋樑
然而，普通話教學的發展遠遠落後於時代的步伐。
從政治角度看，中央政府在1982年已將「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款寫入國家《憲法》第19條，作為國家語言政策的指導方針。普通話不但是佔全國九成以上的漢族人民使用的民族共同語，也是中國56個民族之間溝通的語言，發揮着增加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份子，當然有必然全力推廣普通話，增強新一代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強化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特別是今時今日國民教育重新提上教育議程之際，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實刻不容緩。
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普通話是我國的共同語言，不同地域的人雖有自身的方言（有人或稱為母語），但都會在普及教育的階段學好普通話，以促進和方便中國人相互之間的日常交往和思想交流。再者，在世界範圍內通行的是普通話而非粵語、上海話等地方方言。普通話作為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早已成為國際人士學習中文的主要參照，也是世界華人的溝通語言。
近年，隨着中國經濟起飛和綜合國力增強，加上一帶一路的全面開展，普通話的國際地位將不斷攀升，影響力與日俱增，香港人學好普通話實有重大而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內地和香港在社會、 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愈來愈頻密，使普通話的重要性日漸提升。內地自由行、中港股市互通等政策帶動了香港多個行業發展，普通話已為成不少人的就業工具，學習普通話的經濟效益不言而喻。展望將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深化和融合，普通話在社會的重要性將日趨重要，所以港府須盡快回應教育部的建議，扮演積極的角色，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中港交往和合作，構建兩地社會、 經濟、文化共同體。
TSA平台省時簡便
既然推廣普通話教育如此重要，教育當局可以從什麼地方入手呢？就香港教育界情況而言，考試導向絕對是決定一個科目地位的金科玉律，公開試必修必考，影響升學與前途，該科地位必水漲船高，反之亦然。因此，國家教育部建議將普通話融入考評體系實在是切中要害的建議。
目前，有人建議中學自發鼓勵學生應考坊間的普通話水平測試，但只屬自願性質，參與誘因不大，恐怕回應者寥寥無幾。至於恢復普通話為中學文憑試（DSE）獨立的選修科，在現時課程選擇繁多和考生只選修二至三科的情況下，也難以實行。如果將普通話列為中學文憑試課程必修科，在現時課程緊湊和學生壓力沉重下，必然引發爭議，須從長計議。
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加入考核普通話，又或是結合普教中的理念，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文科的聆聽和說話測試由廣東話改為以普通話進行，又或是加入普通話測試元素。這方法可利用現有平台進行，省時簡便，來年即可推行；考核的只要是現時學生在普通話科所學的內容，相信不會加大學習負擔，而且評核由初小至初中連貫進行，有利於跟進全港學生的能力，值得當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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