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中、英兩國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清政府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時，日本仍處於德川幕府（1603─1867）的「鎖國」政策之下。1853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1794─1858）率領軍艦到日本「叩關」，翌年日本「開國」，從此積極開展對外事務。與當時的中國不同，日本對於世界形勢和亞洲政局採取關心態度，主動搜集海外資訊和西洋知識，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是亞洲地區最早發展起來的城市之一，華洋雜處，圖書報刊出版事業漸趨蓬勃，成為日本吸收新知的一大來源，因此很快便與香港報業結下因緣，影響甚為深遠。
早在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當局已致力搜集香港出版的報刊，加以傳抄，甚至翻刻和翻譯。到了明治時期（1868─1912），香港出版的書刊，包括報紙、課本和辭典，仍然備受重視；創辦《循環日報》的香港著名報人王韜（1828─1897），且應日本《報知新聞》之邀訪問日本達四個月之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人開始在香港創辦中文、日文報刊；其後《香港日報》同時出版中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僅見的三語報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人仍一直重視香港的資訊傳播地位，除了在香港創辦介紹日本事物的中文期刊外，又出版了幾種供日本僑民閱讀的日文報刊。上述這些事例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日本人自幕末以來，中經明治時期、大正時期（1912─1926）、昭和時期（1926─1989）以至現在的平成時期，日本人與香港報業是頗有淵源的，香港網絡是日本朝野人士收集中國消息、亞太資訊及世界輿論的重要渠道之一。
與此相反，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更遑論有所參與。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香港淪陷時期）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並以此為脈絡，釐清學界的推斷，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幕末日本人與香港報業
1853年8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s），是本地最早的中文刊物，也是鴉片戰爭後第一份在華人社會出現的中文報刊，出版至1856年5月停辦，歷時近三年之久，共有33期（號）。每期12至24頁，印3000冊，除香港外，還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銷售和贈閱。該刊內容多為專題論說，包括天文、歷史、科學、醫學、宗教、商務等；還設有「近日雜報」欄，記載香港和中外大事。（註1）必須指出，定期為中國人提供近代新知和世界消息，在當時的香港以至中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註2）
1853年7月，日本從荷蘭船上知道太平軍佔領南京的消息；同年12月，到琉球出差的鹿兒島藩士鄉田仲兵衛、川上式部，從那霸港的美艦上得到兩冊《遐邇貫珍》，裏面有太平軍佔領南京和香港總督兼英國全權公使文翰（港譯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訪問南京的報道。翌年1月，他們即把該刊連同打聽到的關於太平軍的情報（如信奉基督教）一起送往幕府。自此之後，《遐邇貫珍》即受到日本外交官和有識之士的器重，例如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讀了第一號上所載的〈伊娑菩喻言〉（即伊索寓言），便曾寫過一篇跋。（註3）吉田松陰是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高杉晉作（1839─1867）、木戶孝允（1833─1877）、山縣有朋（1839─1922）、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等傑出人物都是他的學生。
在這前後，發生了一件轟動日本的大事。1853年7月，美國海軍提督培理率領艦隊抵達江戶灣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聲稱明年再來，隨後艦隊駛到香港駐泊。培理艦隊再度起程赴日時，還帶同香港一個叫羅森（向喬，1821？─1899）的廣東人充當漢文翻譯。羅森目睹美日談判及簽約的經過，並遊覽了橫濱、下田、箱館等地，「香港人」最早踏足長崎以外的日本國土，實在非他莫屬。當年8月羅森返港後，把他的見聞寫成〈日本日記〉，分三次刊登在《遐邇貫珍》上。（註4）〈日本日記〉是記載日本開國史事的重要著作，其後在日本有輯印本出版。（註5）至於《遐邇貫珍》，在日本有寫本流傳。（註6）
羅森在日本期間，曾與不少官員接觸，通過筆談向他們介紹了太平天國的情況，還把自己的有關著述借給他們抄錄。以後日本即出現了幾種題為《南京記事》的抄本，又有木活字改訂本《滿清記事》的刊行。（註7）
日本開國後，官民漸多出外遊歷，例如日本遣美使節團出發和回程時，曾於1860年及1862年過港，兩次都逗留一周左右，除了到處參觀和購買書籍外，還到日本人慕名已久的英華書院會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等，又與羅森見面。（註8）使節團的一個成員福澤諭吉（1835─1901），回國後便撰寫《西洋事情》等書，成為鼎鼎大名的啟蒙思想家。傳說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1867─1912年在位）登基後，曾聘羅森為顧問，但其事不見於日本官方記載，未知是否屬實。
1860年代，日本流行翻刻中文報刊，如上海的《六合叢談》、寧波的《中外新聞》和香港的《香港新聞》等，且冠以「官版」字樣。（註9）一般認為，《香港新聞》是日本據《香港船頭貨價紙》翻印而成的，創於1861年，有日文註解。《香港船頭貨價紙》創於1857年，是香港第一張中文報紙，由英文《孖剌報》（The Daily Press）報館印刷發行，因此被視為該報的副刊。每周出版三次，單張兩面印刷，一版為船期物價，另一版為新聞。（註10）該報於1865年間擴充版面，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但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商榷餘地。
王韜與港日文化交流
王韜是近代中國著名文士，亦是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早年活動於上海，1849年進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所辦的墨海書館，參加編校工作，達13年之久。1862年間，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而遭清政府通緝，避地香港，協助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曾遊歷英、法、俄等歐洲國家。1871年歐洲爆發普法戰爭，戰爭結束後不久，王韜在聖保羅書院學生的協助下，編撰了《普法戰紀》14卷，敘述和分析戰爭的原因、經過和結果，並對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作了預測，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此書出版後，王韜聲名大增，《普法戰紀》旋即傳到日本，引起很大的反響。（註11）其後日本陸軍省命人句讀此書，重新排印，現時所見的大阪日本陸軍文庫校印本，是1885年（明治二十年）的版本。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一篇，宣揚變法自強等主張，開近代中國政論報紙的先河，這些政論連同他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而成《弢園文錄外編》於1883年出版。其間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王韜在日本《報知新聞》栗本鋤雲等人邀請下，1879年到日本訪問，歷時四個月，受到日本文士學者及政界人物的歡迎，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況空前。他把此次行程經過寫成《扶桑日記》三卷，由栗本鋤雲訓點，日本東京報知社出版，於當年冬至次年夏出齊。王韜返回香港後，仍與日本友人保持通信聯繫。（註12）
日本早從幕末時起便注意香港出版的書刊，已如前述。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設立駐香港領事館，另有日本雜貨店在中環開業，港日關係正式開展。香港書報在此之前對日本所起的啟蒙作用，使日本人更放眼世界，決心走上近代化之路，促成明治維新，足以說明幕末至明治初年這一關鍵時刻，港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實在不是無足輕重的。當時日本官方考察團和知識人士經過香港，除拜訪本地知名人士外，通常都慕名到英華書院參觀，以及購買書籍。很多時他們在香港所接觸到的事物，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啟發性的意義。（註13）
王韜訪問日本，是港日文化關係的一個里程碑，但也宣告了一個階段的結束，此後日本已不再如前此般重視香港出版的書刊了。不過，直至1880年代中期，王韜離港返滬後，還有一些日本知識人士如矢野文雄（1850─1931）等到香港訪晤王韜。（註14）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通稱《明治憲法》）頒布前後，日本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保守的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相繼抬頭，民間且掀起了一股「反歐化主義」的浪潮。這個時代，尤其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港日兩地的關係亦隨而有所調整，香港書刊在日本的重要性減低，從這一點看來，便不是偶然的了。
近代日人在香港創辦的報刊
早於明治末年，日本人在香港已創辦了兩種報紙。第一種是中文的《東報》，1899年由日本人所創，張少春、張鶴臣為督印人，具體情況不詳。第二種是日文的《香港日報》，1909年9月1日由松島宗衛所創，當時估計《東報》已經停刊，所以《香港日報》是日人在香港唯一的言論機關，而且持續刊行30多年，對象主要是本地的日本僑民。松島宗衛主持該報12年，其後情況不詳，至1935年10月12日，由井手元一繼任社長。1937年12月起，該報的第四版改為中文；次年6月，獨立成為中文的《香港日報》。1938年11月1日，井手元一因年事已高，辭去職務，衛藤俊彥繼任為社長。1939年6月，另出英文周刊《香港新聞》（The Hongkong News）。《香港日報》至此同時出版日文、中文和英文被，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唯一的三語報紙。這一發展足以表明，當時日本人在香港辦報，已超越了服務日僑的初衷，希望傳達日本訊息給香港華人，以及當時在港的西方人士，日人企圖染指香港事務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大正時期的日本人，也有在港創辦報紙的紀錄。1921年6月17日，平井真澄創辦日文日報《南支那新報》。翌年平井真澄往廣州辦《廣州日報》，《南支那新報》遂告停刊。另有一說，謂《南支那新報》刊行約2年半，至1923年9月，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停刊。具體事實如何，仍有待考證。
1941年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突襲香港；同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1886─1974）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進入「日治時期」，亦作「日佔時期」。至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香港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其間香港報業亦處於慘淡經營狀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香港日報社被香港當局收押；首腦人物亦被逮捕監禁，曾短暫停刊，此舉是恐怕日本人的言論影響時局；日軍佔領香港後，該報始恢復出版，其性質有如「官方刊物」，成為香港淪陷時期最重要的報紙，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統治香港的主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的社會民生狀況。英文的《香港新聞》且由周報改為日報，以西方人士及不懂中文的華僑為主要對象。當時還有一份日文雙月刊，叫做《寫真情報》，是日本佔領當局報導部宣傳班所辦，相信是以本地的日本軍政人員為主要對象。
香港淪陷初期，共有11家中文報紙得以出版，包括《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日報》、《華僑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星島日報》、《大眾日報》、《大光報》、《新晚報》和《香港日報》，後者另有日文版和英文版。除了日本人所辦的《香港日報》和汪精衛政權在香港所辦的親日報紙《南華日報》外，其他報紙都要被迫與日本佔領軍合作；1942年2月20日，日本宣布香港為佔領地，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佔領地總督，所有報紙和新聞消息均受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報道部統制。
其後日本佔領軍政府以白報紙供應不足為由，逼迫各家報紙於1942年6月1日起合併，《華僑日報》與《大眾日報》合併，仍稱《華僑日報》；《華字日報》與《星島日報》合併，改名《香島日報》；《循環日報》與《大光報》合併，成為《東亞晚報》；《南華日報》繼續出版，《自由日報》、《天演日報》、《新晚報》均併入該報；至於《香港日報》，則維持中、日、英文三種語文版本。換言之，淪陷時期的香港，後期只有《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南華日報》、《香港日報》五種中文報紙繼續出版。（註15）到了1944年8月22日，情況更加惡劣，香港各報開始調整版面，減少內容，由原來的一大張改為半張；《東亞晚報》支撐了半年，維持不下去，於1945年3月停刊，華僑日報社因而由4月創辦《華僑晚報》，刊行至1988年停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H. J. Harcourt，1892─1959）少將率艦抵港，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戰爭結束後，親日報紙紛紛停刊，近代日本人在香港的辦報活動，至此宣告結束。戰後日本人仍然在港有出版日文報刊，主要是為居留香港的日僑服務，為他們提供一些本地和中國消息，以及與工商貿易有關的報道；此外，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由1968年創辦《新日本月刊》（其後改為雙月刊），登載介紹日本的文章和相關活動消息，還有學習日語的專欄等。創辦報刊的宗旨和登載的內容，已與戰前大大不同了。
註1：參閱李志剛〈早期教士在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頁135─143。
註2：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歷史與文化》第二期（2001年），頁80。
註3：參閱增田涉《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頁28。
註4：羅森的〈日本日記〉，刊於《遐邇貫珍》1854年第十一號、十二號及1855年第一號。
註5：王曉秋、史鵬校《早期日本遊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錄羅森〈日本日記〉，便是根據日本小島晉治教授提供的輯印本排印，其書題為《米國使節隨行清國人羅森日記》，題後並有一小註，略云：「《遐邇貫珍》原本不易獲得，此係據向山篤《蠹餘一得》及中村《不能齋筆記》所錄重印。」
註6：參閱卓南生《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東京：ぺりかん社，1990年），頁98。
註7：有關羅森的生平，可參羅香林〈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中央圖書館、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聯合編印，1971年），頁289─293。亦可參羅晃潮〈近代唯一目睹日本「開國」的中國人──羅向喬及其《日本日記》〉，羅氏著《扶桑覓僑蹤》（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47─151。關於《滿清紀事》，可參增田涉前引書，頁280─320。
註8：參閱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頁99─105；並參任文正〈十九世紀港日交通往來述略〉，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二十五周年特集》（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1988年），頁108。
註9：參閱增田涉前引書，頁18。
註10：參閱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62─263。
註11：參閱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15─216；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72─173。
註12：參閱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訪港記錄〉，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391。
註13：舉例來說，明治時期著名的宗教家及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1843─1890），在幕末時於1864年（元治元年）秘密赴美國攻讀神學，途經香港，初次見到漢譯的基督教《聖經》，致使他日後在這方面加以著意。
註14：同上註，頁392─393。
註15：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時期的中文報業〉，《明報月刊》第23卷第10期（1988年10月），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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