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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文化 日本人與近代香港報業

日本人與近代香港報業

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周佳榮 作者: 周佳榮
2019-02-14
東亞潮研

標籤: 報業德川幕府日本王韜羅森華僑日報遐邇貫珍香港日報香港淪陷
《香港日報》同時出版中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僅見的三語報紙。(Wikimedia Commons)
《香港日報》同時出版中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僅見的三語報紙。(Wikimedia Commons)

鴉片戰爭後,中、英兩國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清政府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時,日本仍處於德川幕府(1603─1867)的「鎖國」政策之下。1853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1794─1858)率領軍艦到日本「叩關」,翌年日本「開國」,從此積極開展對外事務。與當時的中國不同,日本對於世界形勢和亞洲政局採取關心態度,主動搜集海外資訊和西洋知識,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是亞洲地區最早發展起來的城市之一,華洋雜處,圖書報刊出版事業漸趨蓬勃,成為日本吸收新知的一大來源,因此很快便與香港報業結下因緣,影響甚為深遠。

早在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當局已致力搜集香港出版的報刊,加以傳抄,甚至翻刻和翻譯。到了明治時期(1868─1912),香港出版的書刊,包括報紙、課本和辭典,仍然備受重視;創辦《循環日報》的香港著名報人王韜(1828─1897),且應日本《報知新聞》之邀訪問日本達四個月之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人開始在香港創辦中文、日文報刊;其後《香港日報》同時出版中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僅見的三語報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人仍一直重視香港的資訊傳播地位,除了在香港創辦介紹日本事物的中文期刊外,又出版了幾種供日本僑民閱讀的日文報刊。上述這些事例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日本人自幕末以來,中經明治時期、大正時期(1912─1926)、昭和時期(1926─1989)以至現在的平成時期,日本人與香港報業是頗有淵源的,香港網絡是日本朝野人士收集中國消息、亞太資訊及世界輿論的重要渠道之一。

與此相反,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更遑論有所參與。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香港淪陷時期)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並以此為脈絡,釐清學界的推斷,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幕末日本人與香港報業

1853年8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s),是本地最早的中文刊物,也是鴉片戰爭後第一份在華人社會出現的中文報刊,出版至1856年5月停辦,歷時近三年之久,共有33期(號)。每期12至24頁,印3000冊,除香港外,還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銷售和贈閱。該刊內容多為專題論說,包括天文、歷史、科學、醫學、宗教、商務等;還設有「近日雜報」欄,記載香港和中外大事。(註1)必須指出,定期為中國人提供近代新知和世界消息,在當時的香港以至中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註2)

1853年7月,日本從荷蘭船上知道太平軍佔領南京的消息;同年12月,到琉球出差的鹿兒島藩士鄉田仲兵衛、川上式部,從那霸港的美艦上得到兩冊《遐邇貫珍》,裏面有太平軍佔領南京和香港總督兼英國全權公使文翰(港譯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訪問南京的報道。翌年1月,他們即把該刊連同打聽到的關於太平軍的情報(如信奉基督教)一起送往幕府。自此之後,《遐邇貫珍》即受到日本外交官和有識之士的器重,例如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讀了第一號上所載的〈伊娑菩喻言〉(即伊索寓言),便曾寫過一篇跋。(註3)吉田松陰是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高杉晉作(1839─1867)、木戶孝允(1833─1877)、山縣有朋(1839─1922)、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等傑出人物都是他的學生。

在這前後,發生了一件轟動日本的大事。1853年7月,美國海軍提督培理率領艦隊抵達江戶灣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聲稱明年再來,隨後艦隊駛到香港駐泊。培理艦隊再度起程赴日時,還帶同香港一個叫羅森(向喬,1821?─1899)的廣東人充當漢文翻譯。羅森目睹美日談判及簽約的經過,並遊覽了橫濱、下田、箱館等地,「香港人」最早踏足長崎以外的日本國土,實在非他莫屬。當年8月羅森返港後,把他的見聞寫成〈日本日記〉,分三次刊登在《遐邇貫珍》上。(註4)〈日本日記〉是記載日本開國史事的重要著作,其後在日本有輯印本出版。(註5)至於《遐邇貫珍》,在日本有寫本流傳。(註6)

1853年8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遐邇貫珍》,是本地最早的中文刊物。(Wikimedia Commons)

羅森在日本期間,曾與不少官員接觸,通過筆談向他們介紹了太平天國的情況,還把自己的有關著述借給他們抄錄。以後日本即出現了幾種題為《南京記事》的抄本,又有木活字改訂本《滿清記事》的刊行。(註7)

日本開國後,官民漸多出外遊歷,例如日本遣美使節團出發和回程時,曾於1860年及1862年過港,兩次都逗留一周左右,除了到處參觀和購買書籍外,還到日本人慕名已久的英華書院會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等,又與羅森見面。(註8)使節團的一個成員福澤諭吉(1835─1901),回國後便撰寫《西洋事情》等書,成為鼎鼎大名的啟蒙思想家。傳說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1867─1912年在位)登基後,曾聘羅森為顧問,但其事不見於日本官方記載,未知是否屬實。

1860年代,日本流行翻刻中文報刊,如上海的《六合叢談》、寧波的《中外新聞》和香港的《香港新聞》等,且冠以「官版」字樣。(註9)一般認為,《香港新聞》是日本據《香港船頭貨價紙》翻印而成的,創於1861年,有日文註解。《香港船頭貨價紙》創於1857年,是香港第一張中文報紙,由英文《孖剌報》(The Daily Press)報館印刷發行,因此被視為該報的副刊。每周出版三次,單張兩面印刷,一版為船期物價,另一版為新聞。(註10)該報於1865年間擴充版面,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但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商榷餘地。

王韜與港日文化交流

王韜是近代中國著名文士,亦是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早年活動於上海,1849年進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所辦的墨海書館,參加編校工作,達13年之久。1862年間,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而遭清政府通緝,避地香港,協助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曾遊歷英、法、俄等歐洲國家。1871年歐洲爆發普法戰爭,戰爭結束後不久,王韜在聖保羅書院學生的協助下,編撰了《普法戰紀》14卷,敘述和分析戰爭的原因、經過和結果,並對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作了預測,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此書出版後,王韜聲名大增,《普法戰紀》旋即傳到日本,引起很大的反響。(註11)其後日本陸軍省命人句讀此書,重新排印,現時所見的大阪日本陸軍文庫校印本,是1885年(明治二十年)的版本。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一篇,宣揚變法自強等主張,開近代中國政論報紙的先河,這些政論連同他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而成《弢園文錄外編》於1883年出版。其間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王韜在日本《報知新聞》栗本鋤雲等人邀請下,1879年到日本訪問,歷時四個月,受到日本文士學者及政界人物的歡迎,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況空前。他把此次行程經過寫成《扶桑日記》三卷,由栗本鋤雲訓點,日本東京報知社出版,於當年冬至次年夏出齊。王韜返回香港後,仍與日本友人保持通信聯繫。(註12)

日本早從幕末時起便注意香港出版的書刊,已如前述。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設立駐香港領事館,另有日本雜貨店在中環開業,港日關係正式開展。香港書報在此之前對日本所起的啟蒙作用,使日本人更放眼世界,決心走上近代化之路,促成明治維新,足以說明幕末至明治初年這一關鍵時刻,港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實在不是無足輕重的。當時日本官方考察團和知識人士經過香港,除拜訪本地知名人士外,通常都慕名到英華書院參觀,以及購買書籍。很多時他們在香港所接觸到的事物,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啟發性的意義。(註13)

王韜訪問日本,是港日文化關係的一個里程碑,但也宣告了一個階段的結束,此後日本已不再如前此般重視香港出版的書刊了。不過,直至1880年代中期,王韜離港返滬後,還有一些日本知識人士如矢野文雄(1850─1931)等到香港訪晤王韜。(註14)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通稱《明治憲法》)頒布前後,日本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保守的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相繼抬頭,民間且掀起了一股「反歐化主義」的浪潮。這個時代,尤其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港日兩地的關係亦隨而有所調整,香港書刊在日本的重要性減低,從這一點看來,便不是偶然的了。

王韜是近代中國著名文士,亦是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思想家。(Wikimedia Commons)

近代日人在香港創辦的報刊

早於明治末年,日本人在香港已創辦了兩種報紙。第一種是中文的《東報》,1899年由日本人所創,張少春、張鶴臣為督印人,具體情況不詳。第二種是日文的《香港日報》,1909年9月1日由松島宗衛所創,當時估計《東報》已經停刊,所以《香港日報》是日人在香港唯一的言論機關,而且持續刊行30多年,對象主要是本地的日本僑民。松島宗衛主持該報12年,其後情況不詳,至1935年10月12日,由井手元一繼任社長。1937年12月起,該報的第四版改為中文;次年6月,獨立成為中文的《香港日報》。1938年11月1日,井手元一因年事已高,辭去職務,衛藤俊彥繼任為社長。1939年6月,另出英文周刊《香港新聞》(The Hongkong News)。《香港日報》至此同時出版日文、中文和英文被,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唯一的三語報紙。這一發展足以表明,當時日本人在香港辦報,已超越了服務日僑的初衷,希望傳達日本訊息給香港華人,以及當時在港的西方人士,日人企圖染指香港事務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大正時期的日本人,也有在港創辦報紙的紀錄。1921年6月17日,平井真澄創辦日文日報《南支那新報》。翌年平井真澄往廣州辦《廣州日報》,《南支那新報》遂告停刊。另有一說,謂《南支那新報》刊行約2年半,至1923年9月,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停刊。具體事實如何,仍有待考證。

1941年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突襲香港;同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1886─1974)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進入「日治時期」,亦作「日佔時期」。至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香港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其間香港報業亦處於慘淡經營狀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香港日報社被香港當局收押;首腦人物亦被逮捕監禁,曾短暫停刊,此舉是恐怕日本人的言論影響時局;日軍佔領香港後,該報始恢復出版,其性質有如「官方刊物」,成為香港淪陷時期最重要的報紙,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統治香港的主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的社會民生狀況。英文的《香港新聞》且由周報改為日報,以西方人士及不懂中文的華僑為主要對象。當時還有一份日文雙月刊,叫做《寫真情報》,是日本佔領當局報導部宣傳班所辦,相信是以本地的日本軍政人員為主要對象。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進入「日佔時期」。(Wikimedia Commons)

香港淪陷初期,共有11家中文報紙得以出版,包括《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日報》、《華僑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星島日報》、《大眾日報》、《大光報》、《新晚報》和《香港日報》,後者另有日文版和英文版。除了日本人所辦的《香港日報》和汪精衛政權在香港所辦的親日報紙《南華日報》外,其他報紙都要被迫與日本佔領軍合作;1942年2月20日,日本宣布香港為佔領地,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佔領地總督,所有報紙和新聞消息均受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報道部統制。

其後日本佔領軍政府以白報紙供應不足為由,逼迫各家報紙於1942年6月1日起合併,《華僑日報》與《大眾日報》合併,仍稱《華僑日報》;《華字日報》與《星島日報》合併,改名《香島日報》;《循環日報》與《大光報》合併,成為《東亞晚報》;《南華日報》繼續出版,《自由日報》、《天演日報》、《新晚報》均併入該報;至於《香港日報》,則維持中、日、英文三種語文版本。換言之,淪陷時期的香港,後期只有《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南華日報》、《香港日報》五種中文報紙繼續出版。(註15)到了1944年8月22日,情況更加惡劣,香港各報開始調整版面,減少內容,由原來的一大張改為半張;《東亞晚報》支撐了半年,維持不下去,於1945年3月停刊,華僑日報社因而由4月創辦《華僑晚報》,刊行至1988年停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H. J. Harcourt,1892─1959)少將率艦抵港,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戰爭結束後,親日報紙紛紛停刊,近代日本人在香港的辦報活動,至此宣告結束。戰後日本人仍然在港有出版日文報刊,主要是為居留香港的日僑服務,為他們提供一些本地和中國消息,以及與工商貿易有關的報道;此外,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由1968年創辦《新日本月刊》(其後改為雙月刊),登載介紹日本的文章和相關活動消息,還有學習日語的專欄等。創辦報刊的宗旨和登載的內容,已與戰前大大不同了。

註1:參閱李志剛〈早期教士在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頁135─143。

註2: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歷史與文化》第二期(2001年),頁80。

註3:參閱增田涉《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頁28。

註4:羅森的〈日本日記〉,刊於《遐邇貫珍》1854年第十一號、十二號及1855年第一號。

註5:王曉秋、史鵬校《早期日本遊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錄羅森〈日本日記〉,便是根據日本小島晉治教授提供的輯印本排印,其書題為《米國使節隨行清國人羅森日記》,題後並有一小註,略云:「《遐邇貫珍》原本不易獲得,此係據向山篤《蠹餘一得》及中村《不能齋筆記》所錄重印。」

註6:參閱卓南生《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東京:ぺりかん社,1990年),頁98。

註7:有關羅森的生平,可參羅香林〈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中央圖書館、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聯合編印,1971年),頁289─293。亦可參羅晃潮〈近代唯一目睹日本「開國」的中國人──羅向喬及其《日本日記》〉,羅氏著《扶桑覓僑蹤》(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47─151。關於《滿清紀事》,可參增田涉前引書,頁280─320。

註8:參閱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頁99─105;並參任文正〈十九世紀港日交通往來述略〉,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二十五周年特集》(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1988年),頁108。

註9:參閱增田涉前引書,頁18。

註10:參閱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62─263。

註11:參閱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15─216;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72─173。

註12:參閱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訪港記錄〉,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391。

註13:舉例來說,明治時期著名的宗教家及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1843─1890),在幕末時於1864年(元治元年)秘密赴美國攻讀神學,途經香港,初次見到漢譯的基督教《聖經》,致使他日後在這方面加以著意。

註14:同上註,頁392─393。

註15: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時期的中文報業〉,《明報月刊》第23卷第10期(1988年10月),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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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

廣東潮陽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大阪外國語大學文憑,廣島大學文科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以東亞史為研究範圍,對思想史、文化史尤有興趣,著有《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讀》、《明清疑案新探:史學家的證言》、《明清小說:歷史與文學之間》、《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香港通史:遠古至清代》、《近代日本思想與文化》等,近年致力於院校內外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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