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些年來進行得很是辛苦。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就發動了中美貿易戰。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已經給世界經濟蒙上巨大的陰影。經過艱苦的談判，好不容易達成了第一階段的協議，2019冠狀病毒疾病卻出現了。這個時候最需要兩個大國的合作，它們卻走向深刻的衝突。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冠病疫情的應付和合作，進行了友好的電話交談，特朗普也答應會親自監督落實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但現實地說，即使兩國的醫療合作可以進行，人們所曾經見到的中美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兩國的合作是主流，衝突是非主流，並且是可以解決的。在貿易戰之前，這幾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識，所以才會有中美國（美方）和婚姻關係（中方）這樣的概念的出現。這些概念無非是想說明兩國經濟上互相依賴，衝突變得不可能，因為衝突的成本實在太高了。不過，事實並非如此。誰都知道衝突成本高，兩國的貿易戰對誰都會是個巨大的傷害，但貿易戰的確發生了。
冠狀病毒的擴散使得兩國的合作更為緊迫。兩國的合作既有客觀需要，也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因為疫情在武漢開始暴發，在早期中國更需要美國的合作。美國也是答應合作的，但美國的很多承諾並沒有落實。等到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而在美國大規模流行開來時，人們覺得美國更需要中國的幫助了。
的確，美國需要中國供應醫療物資。不僅如此，中國擁有疫情的關鍵信息（包括對病毒本身的研究、病毒傳播方式、病毒大數據等）和抗疫的經驗。在經驗層面，兩國的科學家也的確在進行各個方面的合作，但這些客觀需要並沒有把兩國的合作彰顯出來。人們沒有感覺到兩國合作的氣氛，倒是聞到了味道濃濃的衝突。
中美合作為何變得不可能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因為無論是圍繞着貿易還是冠狀病毒，兩國間日益惡化的政治氣氛，已經使得本來可以發生的合作煙消雲散。
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美兩國一直在兩個領域進行着愈來愈激烈的較量，一是冠病的冠名，二是媒體戰。
首先是病毒冠名之爭。早期人們對新病毒沒有統一的名稱，但在世界衛生組織有了統一的名稱之後，各國理應根據世衛的標準叫法，美國的政治人物卻沒有這樣做。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通話中，指責美國一些政客不斷詆毀中國和中方防控努力，對中國進行污名化。
楊潔篪說：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本着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情況、分享信息，開展國際合作，並向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美國國務院則表示，蓬佩奧在電話中表示，對北京官方把冠狀病毒責任推到美國身上感到不滿。他強調，現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謠言的時候，並表示所有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面對共同威脅。
此前的3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問，美國的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多少人感染？緊接着，發言人提出大膽的假設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他繼續要求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次日，美國國務院召見中國駐美大使，譴責陰謀論。
在美國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人物毫無道理地把冠病病毒種族主義化之後，中美兩國就展開了冠病的冠名權之爭。蓬佩奧一直把病毒稱為「武漢病毒」，儘管中國的抗議聲不斷。特朗普在關於冠病的全國電視講話中，扭扭捏捏地稱病毒為開始於中國的外國病毒；但就在楊潔篪和蓬佩奧通話當晚，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中國病毒」。
美國政客的種族主義很快激起了中國社會的憤怒，無論是紙媒還是網絡空間，都充滿了聲討文字。中下層官員也不例外地加入了憤怒的隊伍。特朗普對此似乎很有準備，接下來，他在各個場合直呼「中國病毒」。特朗普的行為更激起了中國的憤怒，外交系統官員連續反應。就這樣，衝突就螺旋式地往上沖。直到習近平和特朗普通電話之後，有關冠名權的言論戰才有所緩和。
另一戰場是媒體戰。《華爾街日報》發表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污蔑中國人的文章，導致中國驅逐該報在華的3名記者。美國跟進限制中國5家媒體在美國的記者數量，並且要把這些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政府代理人。中國自然進行反制，作出驅逐美國幾家主要媒體在華記者，同時限制為美國媒體工作的中方人員的決定。美國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樣的反應。衝突的升級也是螺旋式的。
不過，無論是病毒的冠名權還是媒體戰，這些可能僅僅是中美間衝突的表象。實際上，雙方都以為自己知道這些衝突背後，對方所具有的真實議程。在美國看來，中國是想利用這次機會在全球範圍內取代美國，從而稱霸全球。在中國看來，美國這樣做是為了遏制和圍堵中國的崛起。很顯然，雙方的這種擔憂並不新鮮，至少從1990年代就開始了，只不過是借冠病危機的機會再次表露出來，並且得到了升級。
一些評論員說美國把病毒種族主義化，是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責任。儘管病毒在武漢暴發，但早期美國政府把此視為普通的流感，沒有加以重視，延誤了時機。正如特朗普所言，美國具有世界上最發達、最大的經濟體，也有發達的公共衛生體系，對病毒並不擔心，更無須恐懼。
儘管如此，美國並沒有有效阻擋住病毒的快速擴散。這對美國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不難理解，沒有自信心的人們更會找機會把錯誤推給別人，國家也是如此。實際上，直到今天，美國的很多政客都還在熱衷於推卸責任，沒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
不過，把病毒種族主義化在美國政界並沒有共識。國會民主黨人普遍批評特朗普和行政當局對於美國冠病疫情的應對。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Jim McGovern）表示，他擔心共和黨人在對中國採取調查的做法將引起種族歧視，甚至種族仇恨。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也公開叫板特朗普。很多民主黨人也認為，行政當局這樣做是為了推卸責任。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問題並不是推卸責任那麼簡單。冠病考驗着美國的內政外交，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國對中國的真實而深刻的憂慮，這種真實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時期所不能感受得到的。
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危險
首先是對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憂慮。誰都知道中美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但誰都沒有對這種高度依賴的後果有過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所說：我確實認為我們要審視我們的供應鏈，我們80%的醫療物資供應來自中國。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還必須依賴中國，當他們威脅我們，說要把我們置身於冠病病毒的地獄，拒絕提供醫療物資給我們，美國就必須重新審視，思考我們能否在美國製造這些產品。
的確，自上世紀80年代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國資本主義高度異化，政府完全失去了經濟主權。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美國資本主義為了逐利，把大部分經濟活動遷往海外，包括和人民生命息息相關的醫療物資。當特朗普大談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最好的醫療衛生體制的時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簡單的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而正是這些能夠給人民帶來安全的物資，美國已經不再生產或者產能不足了。
這個現實無論是美國的精英還是民眾都是難以接受的。正是這個現實，今天的美國出現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國化的論調。但很顯然，這並非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使得經濟利益完全同社會的需要脫離開來。經濟本來是社會的一部分，但經濟脫離社會時，危機便是必然的。
其次是對中國體制的憂慮。中美之爭說到底就是體制之爭。中國的舉國體制在抗疫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有效性，更加強化了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擔憂。就美國體制而言，如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美國這次抗疫不力並非美國體制之故，美國總統要負更大的責任。如果說美國精英對美國體制沒有有效的反思，對中國體制的恐懼感則是顯然的。
中國媒體對中國體制的弘揚和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攻擊，不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兩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國愈是高調張揚，美國愈是恐懼。
不難發現，在今天美國的內政外交話語中，無論在國會議員當中還是在國務院官員當中，中國的概念愈來愈少見，大有被中共的概念所取代的趨勢。強調中共而非中國，這一變化的背後是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深刻恐懼。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和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在參眾兩院分別提出議案，呼籲對中共冠病疫情暴發初期隱瞞疫情擴散情況啟動國際調查，同時要求中國對受影響的世界各國作出賠償。
同時，還有一組跨黨派聯邦眾議員提出另一項議案，把冠病在全球流行歸因於中國，並呼籲中國公開承認冠病起源於中國。如果意識到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恐懼，類似的舉動並不難理解，而且這種舉動今後也會愈來愈甚。
美國憂慮被中國取代
第三是對美國全球地位被中國取代的憂慮。疫情在美國快速擴散，美國自顧不暇。冠病把特朗普的美國中心論推向一個極端，顯示出美國的自私性，單邊主義盛行。美國不僅單邊對中國斷航，也對歐洲盟友斷航。冠病病毒幾乎斷了美國世界領導力之臂。相反，中國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後，開始展現其疫情外交，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且對美國的歐洲盟友，甚至對美國提供援助。更使美國擔憂的是，這些國家為了應對危機而紛紛投向中國的懷抱，無條件地接受中國的援助。
這種情形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美國擔心冠病疫情會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國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而使得中國得到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來主導世界地緣政治。蓬佩奧的用詞一再指向中共，他在七國集團外長視頻會議上，號召各國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抗擊他所說的中共的惡意影響。還應當指出的是，儘管歐洲國家需要中國的援助，但各國對中國援助所能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也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兩國關係上，更加糟糕也是更加重要的是，今天衝突雙方愈來愈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即兩國內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自美國的各種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已經到了中美建交之後的最低點。中國儘管沒有類似的民調，但從數以億計的網民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來看，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無前例的。
無可否認，冠病疫情已經促成中美冷戰的升級。現在愈來愈多人開始擔心，隨着疫情在美國的繼續擴散，和美國政治人物把責任推給中國，隨着以反共為核心的反華浪潮在美國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惡化的經濟危機、社會恐懼和美國內部治理危機，中美之間的冷戰是否會轉化成為熱戰。如果是這樣，那是全世界的災難。在歷史上，戰爭和瘟疫的確是一對孿生兄弟。對這一點，誰也沒有理由加以輕視。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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