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態：就在身邊|程介明

連續四周本欄探討了教育的新形態、新常態，上周談到新生態。有些讀者或者會說，這些都是虛無縹緲的前瞻，「離地」，離開我們的現實太遠了。本文是想說明，教育的新生態，已經在我們身邊不斷發生，而不需要等待政府的政策，或者是某個能人的振臂高呼。而這些變化的發生，你和我都會有各自的貢獻。

回顧前數周提到OECD的學校教育四種情景：照舊擴展、教育外判、學習樞紐、隨時隨地。筆者的觀察，裏面其實蘊涵三個要點：一、聚焦學歷轉為聚焦學習；二、學習將逐步走向個人化；三、聚焦學校轉為全社會投入教育。

這三點，都沒有直接觸及學校的存亡。但是OECD的第四種情景，學習可以隨時隨地，實際上就是說學校可以不再存在。筆者認為學校不會消亡。第一、前文提過，因為學生的學習，尤其是幼兒與少年的學習，需要成人的協助，包括設計、統籌、採購，這些是學生自己做不來的，也沒有理由要學生，不顧前人積累的智慧，像原始人一樣，從零開始。

第二、許多學習，有教師的輔導與引導，大不一樣。因為科技，學生的知識可以超越教師，但是教師是有經驗的學習者，可以減少學生不必要的盲目探索。而且，許多概念的提煉，需要教師同行。也就是說，教師的角色變了；也就是朱永新說的，真正需要「能者為師」。

未來學校因材施教

第三、更重要的是，學校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群體，而這是人類學習一個重要的方面。疫情之下，人們最懷念的，就是學習裏的群體生活。人們說，教育是人影響人的事業，這將是永恆的真理。教師的角色就更加重要。

但是未來的學校，與現在會不一樣，最大的分別是為學習的個人化而設計、統籌、採購，而不是現在的劃一「套餐」。就像今天的營養師、健身師，為你設計適合你的個別化方案；又像中醫，給病人開的藥方都會因人而異。

這種種，就難以把學生的學習關在目前形態的學校裏面。也就是說，學生需要的學習經歷，超越了學校能夠供給的。學生的學習，必然會滲透到廣大的社會和自然界。學生學習的社會化，就成為教育的新生態。從這個角度看，學生學習的社會化，其實已經在逐漸發生。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讓社會進入學校：學校從社會獲取學習資源，前文提過（《信報》，11月27日），已經是香港學校的常態。一、學校從社會聘請各類專業人士，增潤學生的學習生活——兼職或者駐校的音樂家、體育教練、美術家，邀請校外人士對學生作講座，等等。二、校友、家長、社會人士、社區人員進入學校，為學校提供協助。三、學校獲得社會的金錢捐贈，或者獲得校外針對性的資源注入，例如有些學校獲贈特殊教育的設備、學生健身室、製作三維卡通的設備，等等，已經不是新聞。四、與科技公司合作，建設校內的科技應用。五、大學的正規科研，在學校設立實驗室，讓中學生也可以參加相當前列的科研。這一類的社會參與，全球都會有，但是在其他社會，一般出現在資源比較豐富，理想空間比較大的私立學校，或者是富裕學區；不像香港這麼普遍。

校外學習已成氣候

其次，把學生送進社會：學生在社會現實中體驗學習。這在香港也已經是常態，可以說在全球是先行。前文介紹過，前幾年有一項普查，香港1595所學校，包括中、小、幼、特殊學校，平均每校有11.3項與校外單位合作的項目。細看其中的數據，除了人們熟知的如比賽、或者與科技機構的合作，其他許多都是供學生學習是機會。這裏略舉幾個例子：

一家保育活化的舊紡織機構，為弱勢學校的學生設計了一個暑期計劃，讓她們經歷真正從原料、設計、和製造的過程，結果她們出品了一款非常有創意的書包，是可以推市場的產品。參加這個計劃的另一所學校，學生研製出一款可以發電的風褸，令導師嘆為「超級有創意」。有些學生甚至因此對紡織產生了真正的興趣。

一項政府支持的基金，設計了讓弱勢的學生短期上崗工作的項目，獲得接近300家商號的支持。這不是職業培訓，也不是見習，完全是社會體驗。學生一方面學到了許多學校教育包不進的，簡單的如得體的衣着、禮貌、準時；較深入的如見證了人們工作的認真、耐性；也感受到人家對自己的循循善誘與真摯期望。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價值，覺得自己有用、有前途；而這是在學校的分數和成績裏面找不到的。

還有的例子是筆者不斷介紹的。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飛機師，為了回報社會，為弱勢學校小學生設計學習航空基本知識，學生當然是樂不可支。還教他們摺紙飛機的技巧，帶領他們在歐洲競賽中得了冠軍。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員，每個周末都會打欖球，弄得滿身傷痕；但又覺得要回報社會，也是傳播他們提倡的Rugby Spirit；於是與弱勢學校合作，培訓小學生打欖球。學生學到了技術，也學到了堅韌與合作，但也學多了英文。

現在香港還有數不清的結構和組織，在設計和實現在學校課程以外的學習：正向學習、成長心態、學生福祉、中外禮儀……。有些是進入學校的，有些是在校外舉辦，學生個人參與的；也有兩者兼顧的。

這些，都在為教育新生態增添磚瓦：把學生的學習擴大到學校以外，把學習的天地擴大到全社會。因此說，教育新生態的形成，我與你都有貢獻。

於是會想，形形色色的校外「學校」，算不算也是教育生態的一部分。當然算！這裏面又分為兩種：一種可以稱為「補充學校」，例如音樂、美術、武術、舞蹈、體育，甚至哲學，是提供學校沒有或者不足的領域。另一種是「補習學校」，是為學生的考試作加強訓練的。

最大阻力學歷考試

這兩類學校，都會因為教育生態的變化而變化。補充教育，看來本身是健康的。目前出現的，是家長的問題，是由於有些家長的過量安排，對孩子形成了負面的壓迫。這些學校或者教師的貢獻，應該說是正面的。比如說，目前學校的音樂教育，是培養基本音樂素養，而不是為了培養音樂家，因此基本上是一視同仁。校外的音樂學校、音樂教師，卻成就了許多出色的音樂家。新生態發展下去，也許會有更多更強的這類學校，OECD的教育外判，也許會在這類學校首先實現。還是拿音樂做例子，校內的音樂教師，校外音樂補充學校的教師，本身也是音樂家。校內校外，教師與專家，再也無法區分。那將是教育新生態的一個側面。

補習學校，是因為應試的社會文化而產生的。一天考試仍是高風險，「補習」這種現象，就一天不會消失，考試與補習，是同一現象的兩種表現，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這就涉及教育「新生態」形成的主要阻力：高風險考試。年前中國內地提倡為學生「減負」，減少學生作業的負擔。一位資深的教育家卻不樂觀，「高考依舊，減少作業，家長就會為學生安排更多的補習。」真是一針見血。考試的高風險不變，學歷的追求依然「掛帥」，學生就不會有太多的空間去迎接更多的學習經歷。教育的新生態就無法形成，最後是學生終生受害。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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