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香港自己吃掉自己,先咬「末那識」。政治的背後,有對立利益作梗;當權者,要勇敢拆解。
很少寫政治,怕信口開河。
政治最難測三部分:高層領導的真正情況、執行者的真正取態和反對派的真正計謀?一介草民,哪會洞悉北京的風向?而本地執權者,必派定心丸。反對派呢?以往,「為反對而反」,更不宜「抽水」。從傳媒看到洋洋大觀的言論,如躲在會議室,叫人嘖嘖稱奇。
在沒有矯正立法會的極端行為之前,香港「亂晒坑」,施政乏力,市民發表心聲,如在陸地推舟。現在秩序恢復,重新「行政主導」,不易因為立法會「拉布」,無計可施。以後,政府要站穩立場,解決社會的「大頭佛」。過度逐利的「資本主義」和過度放任的「自我主義」,給香港帶來的苦果;故國家領導曾多次要求香港政府消弭「深層次矛盾」。
每天,我接觸法律和文化界的「遺老」,不謀而合,心裏有些見解想表達,以防「言之不預」,薄盡公民的責任。政府解決問題時,方案豈止一個,但我們牽出一個攸關點(pivotal point),願成為討論。
(一)「少做少錯,一板一眼」的官場
香港仍有高素質的公僕。
政府朋友,他們有吐不完的苦水,說工作「有罰無獎」;但是,社會問題積壓,終不能避之若浼,繼續”sweep under the carpet”,例如有些條例,立法快將20年,仍未執行。當問題惡化,只「見一步,行一步」,更難解決。看看今次的Omicron大災難,部門的「倒瀉籮蟹」、「條條框框」、「官僚習氣」的情況,民間的怨氣更高。和朋友吃飯,總有一句「唉,香港……」。
2002年特首董建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市民是歡迎的,但至今未見發揮最佳成效,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要求的「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香港官員,更難求。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曾公開指出,請求高官行動時,答案經常是”cannot”。中聯辦官員探訪全港18區,要求香港官員做事「不只是一堆政策、一堆數字、一堆撥款」,而是讓市民真正感受到施政成果;辦事,不單以「責任」為本,要交「成績單」。
問責制的良好意願,是當執管官員失誤,或不稱職的時候,可以向該官員究問責任,進而懲處及辭退任何空居職位卻無所作為的掌權人。有權便要有責,不能繞過火圈,當然,也要給他們真正權力,可以指揮下面的公務員。其實,當官員頭頭是道、破舊立新,哪用議員天天出謀獻計。但是,從過往看來,問責制團隊或拉雜成隊,理念不一,有些更是平凡,之間更有「重分工,輕合作」,而部分局長和輔助的常任秘書長,同床糾結;再者,「副局」和「政助」的位置,在問責制下到底又如何發揮?而問責制,應否涵蓋更多高層,一起投鞭斷流。
市民指望新一屆政府優化名存若隱的問責制架構,讓它產生最好的行政力量,加強「局」和「局」之間以合作為本,讓高層「問責人」之間,以至和下面公務員,不可有心無力,或各懷盤算。而年輕有為的政務官,更加以大膽提拔,提供一個從政務步向政治位置的跳級獎勵。
(二)吊崖的房屋民憤
香港樓價全球最貴,將心比己,我們已經「有殼」的一群,如要困在一個10平方米的劏房、一輩子只有能力租住公屋、23年不吃不喝才可置業,我們會怎麼想?房屋問題導致年輕人覺得這城市沒有公義和上流的機會,故瞋目切齒!符合人類尊嚴的居住環境一日達不到,人民便感受不到真正幸福;而且,年輕人置業安居,繼而「結婚生仔」,會為社會帶來穩定。
記得美好的80年代,雖然人們月入幾千一萬元,但數十多萬元,便可以買到數百多呎太古城單位,計劃人生。
歸根究柢,房屋是4方面問題:一、人口政策;二、環境規劃;三、制度程序和四、土地供應。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自己也靠「賣地為生」,更加「硬晒軚」;「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和「北都會」是好的,是未來20年的「遠」景,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發展「棕地」,要花時間和地產商談判;發展農地,又要和居民打官司;最快的「熟地」,特別是用來應付如安老院或醫院等急需建設,應來自郊野公園的部分邊陲地。數十年前,把整個沙田海邊填平,大家都接受犧牲,因為住房問題嚴峻,籠屋處處,所以「特事特辦」。香港人在80、90年代的居住環境,終得改善。今天,頗多人住得像難民或小鼠一樣,非常可悲,如果政府還不快刀斬亂麻,依舊把問題推來推去,蝸居的市民,滿肚怨言,社會氣氛又怎可和諧?
(三)醫療服務嚴重落差
香港的醫護人員仍是專業的,想是制度生了病吧。
我們中產的,很多享有公司的「僱員醫保」,半生的大小毛病,都可舒坦地進出私家醫院。有一次,朋友跟我說:「快退休了,我們便沒有這福利,好歹要學習使用公立醫院!」剛巧身體有些毛病,我「劉姥姥進大觀園」,去了瑪麗醫院試試,結果,一個CT Scan,排了接近兩年;心想:如果真的有事,恐怕人都淌淚走了!
和友人聊天,凡去過公立醫院的,結論都是一個字:等!等數小時、數天、數年,等康復中心的,甚至十數年,為什麼?答案都千篇一律:沒有財政資源、沒有人手、沒有政策、沒有土地蓋建。
跟着,又聽到函矢相攻的互相指責,「醫院管理局擁有約9萬員工,擁兵自固,儼如王國!」;離職醫生又訴說冤情:「在公立醫院,無底深潭地天天急就章工作,慘無人道!」
最近的Omicron瘟疫,暴露了管理層出問題,好像缺乏足夠危機處變,沒有提早向政府要求調動協助,於是,老人家在醫院門口東歪西倒,醫院內的人手單打獨鬥,香港的死亡率是世界高位。
當然,這個龐大複雜的醫院系統的內訌,以至它和政府特別是衛生防護中心的扳連、醫生團體的牴牾、公私合作的困頓等等,我們普通百姓,不懂甚麼「東東芫茜葱」,只知道香港必須進行嚴肅的醫療檢討,糾正歪樑,把醫管局及影響它的方方面面,乾坤扭轉,才會滿足到市民的期待,及預防未來更嚴重的人口老化危機。
80年代,香港亦面對今天的同樣問題:當年的醫療系統管理和資源分配,滿盤落索,政府無能為力,病人輪候時間長,延誤治療的慘況愈演愈烈,結果在1985年, WD Scott 顧問公司進行醫改調研,臨時醫院管理局終於在鍾士元爵士帶領下成立,醫療服務走上了十多年的正軌,當時,大家曾經稱讚:「香港的政府醫院,媲美私家醫院!」恐怕約40年後的今天,醫管局的官僚、制度和程序,繁如繩結,一環累一環,所以必須檢討醫管局以至相關癥結,在人手短缺、病人倍增、制度疊床架屋中,找出重建之路!
(四)香港人的秩序和品德重建
如社會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恐怕仍是暗黑不安的城市。人,是靈性動物,要治本,必須讓每個人懂得自我道德約束,否則,如何做「國際大都會,中外文化中心」?常聽到人們這兩句話,叫人不安:「有錢大晒!」、「我鍾意,吹咩!」。以往,香港以「守法」和高GDP自豪;今天,兩者都走下坡。你看:當心靈健康出了事,刁民、惡人、違法輩,處處皆是,生活的氣氛日益惡劣;社會的教化工作,實在迫切。「移風易俗」的工程,不是朝夕間便有成果,然而,它應是當局必須正視的施政部分,情況如愚公移山,當市民素質變好,政治運作才會暢順。
凡50歲以上,都可以比較出香港以往和今天,人們在品德、秩序和修養的差異。原因可能有3個,我們富裕了、思考少了、「 Me Generation 」勢大了,大家習慣任性自私。手機年代,容易產生不良人格,網絡提供敗壞的內容,一個不慎,便會腦袋中毒。
灰煙瘴氣的腐敗行為,真是「100歲唔死都有新聞」,可分4類,閱報看到這些造次行為,非常揪心。第一,是個人品德行為,例如大學生援交、少女吸毒後墮樓身亡、12歲小孩賣初夜、13歲少年群非法收債、青少年涉毒案大增35%、「港女」放貓入洗衣機、男教師上課時觀看性片、公眾地方像子彈亂飛的粗言穢語等等;第二,是家庭倫理,謀殺父母、父母虐兒拋向天花至死、亂倫新聞、借錢不遂推母親落樓梯等等;第三,是社會行為,如坐地鐵時拒絕讓座、竟然在車卡開枱打麻將、焚毀商店和提款機、「大飛」撞死執法人員、鬧市吸毒駕駛、市區放煙花、街上撒錢只求「過癮」、電視台的丈夫出軌遊戲、老師性侵學生、走廊吐痰播毒、消費券騙案、假結婚賺錢、炒賣運動租場、「人肉」霸佔公眾車位、小販拳打食環署職員、殺人後膽敢拖屍遊街、大學宿舍強姦同學等等;第四,是敵視內地的負能量,如腳踢內地遊客、杯葛國企公司、不看國產電影、討厭國民身份等等。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曾說「面對這股離心力量,這問題不可輕輕帶過……人們,存在社會每一個階層、崗位和角落……」。
很多香港人既無宗教信仰,又漠視道德信念,有人說是全球問題,故此,我們不必擔心;有人說成幸好香港有自由,這些怪象才會發生;更有人認為這只是基層的失教行為,中上層朋友,生活還是挺乾淨的。但是,如果香港人的道德繼續高速下墜,則這個城市再多的GDP,也不會真正進步及和諧,幸福的你可獨善其身嗎?目無法紀、鄙俗或無知的人,易抬槓作亂, 2019年的anti-government的起哄風險,只會伺隙待發;這精神文明的問題,絕對不只是立法監管或加強執法便可以解決的,因為「制止」不等同「善導」,要治人,先治心。政府的重大責任,就是「教化」。人的「善」,可來自家教、宗教、哲學思想,但簡單的公民教育如「上車守禮貌」、「保持清潔」等,已絕對無力,醫治不了靈魂深處。儒學曾經教導「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雖然,傳統教育的推行有一定阻力,但自我反思,才可救贖品德。當然,有人會批評這些道德重整都是「講耶穌」、「講佛偈」,但這亦反映香港人對於「禮義廉恥」的藐視,社會問題的邪惡所在。國家最近大力推行青年人品德和文化教育,便是意識到道德沉淪的危機。
中國人,有別於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便是我們可貴的儒家思想,這是數千年來,不會滅種滅國的精神力量,應是國民教育的重點。在港英年代,社會反而尊重儒家思想,我們唸書,都要學習這些規範,今天卻被矮化,或視為毒害,為什麼呢?是中國人討厭自己的文化?香港有些家長更以「子女不懂中文」為榮,那又代表什麼缺陷?
李家超須把握上任良機
所以,新一屆政府,特別是教育、民政、文化的局方,應勇敢改變以往不敢碰「意識形態」的管治傳統,放膽推動被棄置多年的中國人思想教育,官員不要只靠「講咗等於無講」的公關line to take。說話要展現道德心田;如他們也沒有內涵,在「價值取向」上遊花園,那可期待市民會自發地己立立人、關愛社會、尊重政府?
當然,香港面對的,還有其他「大山」,例如人口老化、國民教育、貧富不均(《基本法》只是說「參照低稅政策」,政府仍然有權「自行規定稅種、稅率」。當許多豪宅竟然空着,沒有人居住,不禁問:為何不參考加拿大或其他地方一樣,徵收空置稅?)、再工業化、科技新經濟及國家期盼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等,但是,我們這群「老友記」覺得以上4大問題,還是重中之重。
學者田飛龍指出,香港的領導層常缺乏「高瞻遠矚,突破前行」,對中國文化和精神的不認識,香港公務員有慣常的行政操作,但不擅於從「戰略視野」看問題、「從群眾路線獲得施政力量」。
誠心期待新一任特首可以如田先生所說,改變「長期的公務員的執行倫理」,在沒有指令下,只要是自己工作的責任,也敢主動提出解決。曾經有一個例子,某區有棵樹掉下來,4個部門,竟然互相推讓,拒絕移走。
新任特首,「武官」出身,應該把握上任後的良機,大刀闊斧,盤馬彎弓,特別是以往通才官員不敢觸碰的正確道德方向;因為光是搞好制度,但執行官員或廣大市民欠缺個人素養,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沒有上下同好,解決方案也會長出蟲。你看:政府建了很好的疫症隔離設施,竟然有人刻意破壞;所以傳統德育提醒我們,「禮義廉恥四維絕則滅」,如政府只着眼物質工作數量,不重視人民包括公職人員的內在德行,則社會問題依舊紛至沓來。
希望在各界都讚好的李家超特首履新後,市民對回歸以來社會的種種嘆息,很快成為句號。不過,特首的蜜月期過後,世情險,一場又一場的「戰局」便展開,只要他站在人民幸福的陣線,「不忘初心,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