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李家超盤馬彎弓，移走香港發展的四大路障

過去，香港自己吃掉自己，先咬「末那識」。政治的背後，有對立利益作梗；當權者，要勇敢拆解。

很少寫政治，怕信口開河。

政治最難測三部分：高層領導的真正情況、執行者的真正取態和反對派的真正計謀？一介草民，哪會洞悉北京的風向？而本地執權者，必派定心丸。反對派呢？以往，「為反對而反」，更不宜「抽水」。從傳媒看到洋洋大觀的言論，如躲在會議室，叫人嘖嘖稱奇。

在沒有矯正立法會的極端行為之前，香港「亂晒坑」，施政乏力，市民發表心聲，如在陸地推舟。現在秩序恢復，重新「行政主導」，不易因為立法會「拉布」，無計可施。以後，政府要站穩立場，解決社會的「大頭佛」。過度逐利的「資本主義」和過度放任的「自我主義」，給香港帶來的苦果；故國家領導曾多次要求香港政府消弭「深層次矛盾」。

每天，我接觸法律和文化界的「遺老」，不謀而合，心裏有些見解想表達，以防「言之不預」，薄盡公民的責任。政府解決問題時，方案豈止一個，但我們牽出一個攸關點（pivotal point），願成為討論。

（一）「少做少錯，一板一眼」的官場

香港仍有高素質的公僕。

政府朋友，他們有吐不完的苦水，說工作「有罰無獎」；但是，社會問題積壓，終不能避之若浼，繼續”sweep under the carpet”，例如有些條例，立法快將20年，仍未執行。當問題惡化，只「見一步，行一步」，更難解決。看看今次的Omicron大災難，部門的「倒瀉籮蟹」、「條條框框」、「官僚習氣」的情況，民間的怨氣更高。和朋友吃飯，總有一句「唉，香港……」。

2002年特首董建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市民是歡迎的，但至今未見發揮最佳成效，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要求的「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香港官員，更難求。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曾公開指出，請求高官行動時，答案經常是”cannot”。中聯辦官員探訪全港18區，要求香港官員做事「不只是一堆政策、一堆數字、一堆撥款」，而是讓市民真正感受到施政成果；辦事，不單以「責任」為本，要交「成績單」。

問責制的良好意願，是當執管官員失誤，或不稱職的時候，可以向該官員究問責任，進而懲處及辭退任何空居職位卻無所作為的掌權人。有權便要有責，不能繞過火圈，當然，也要給他們真正權力，可以指揮下面的公務員。其實，當官員頭頭是道、破舊立新，哪用議員天天出謀獻計。但是，從過往看來，問責制團隊或拉雜成隊，理念不一，有些更是平凡，之間更有「重分工，輕合作」，而部分局長和輔助的常任秘書長，同床糾結；再者，「副局」和「政助」的位置，在問責制下到底又如何發揮？而問責制，應否涵蓋更多高層，一起投鞭斷流。

市民指望新一屆政府優化名存若隱的問責制架構，讓它產生最好的行政力量，加強「局」和「局」之間以合作為本，讓高層「問責人」之間，以至和下面公務員，不可有心無力，或各懷盤算。而年輕有為的政務官，更加以大膽提拔，提供一個從政務步向政治位置的跳級獎勵。

（二）吊崖的房屋民憤

香港樓價全球最貴，將心比己，我們已經「有殼」的一群，如要困在一個10平方米的劏房、一輩子只有能力租住公屋、23年不吃不喝才可置業，我們會怎麼想？房屋問題導致年輕人覺得這城市沒有公義和上流的機會，故瞋目切齒！符合人類尊嚴的居住環境一日達不到，人民便感受不到真正幸福；而且，年輕人置業安居，繼而「結婚生仔」，會為社會帶來穩定。

記得美好的80年代，雖然人們月入幾千一萬元，但數十多萬元，便可以買到數百多呎太古城單位，計劃人生。

歸根究柢，房屋是4方面問題：一、人口政策；二、環境規劃；三、制度程序和四、土地供應。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自己也靠「賣地為生」，更加「硬晒軚」；「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和「北都會」是好的，是未來20年的「遠」景，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發展「棕地」，要花時間和地產商談判；發展農地，又要和居民打官司；最快的「熟地」，特別是用來應付如安老院或醫院等急需建設，應來自郊野公園的部分邊陲地。數十年前，把整個沙田海邊填平，大家都接受犧牲，因為住房問題嚴峻，籠屋處處，所以「特事特辦」。香港人在80、90年代的居住環境，終得改善。今天，頗多人住得像難民或小鼠一樣，非常可悲，如果政府還不快刀斬亂麻，依舊把問題推來推去，蝸居的市民，滿肚怨言，社會氣氛又怎可和諧？

（三）醫療服務嚴重落差

香港的醫護人員仍是專業的，想是制度生了病吧。

我們中產的，很多享有公司的「僱員醫保」，半生的大小毛病，都可舒坦地進出私家醫院。有一次，朋友跟我說：「快退休了，我們便沒有這福利，好歹要學習使用公立醫院！」剛巧身體有些毛病，我「劉姥姥進大觀園」，去了瑪麗醫院試試，結果，一個CT Scan，排了接近兩年；心想：如果真的有事，恐怕人都淌淚走了！

和友人聊天，凡去過公立醫院的，結論都是一個字：等！等數小時、數天、數年，等康復中心的，甚至十數年，為什麼？答案都千篇一律：沒有財政資源、沒有人手、沒有政策、沒有土地蓋建。

跟着，又聽到函矢相攻的互相指責，「醫院管理局擁有約9萬員工，擁兵自固，儼如王國！」；離職醫生又訴說冤情：「在公立醫院，無底深潭地天天急就章工作，慘無人道！」

最近的Omicron瘟疫，暴露了管理層出問題，好像缺乏足夠危機處變，沒有提早向政府要求調動協助，於是，老人家在醫院門口東歪西倒，醫院內的人手單打獨鬥，香港的死亡率是世界高位。

當然，這個龐大複雜的醫院系統的內訌，以至它和政府特別是衛生防護中心的扳連、醫生團體的牴牾、公私合作的困頓等等，我們普通百姓，不懂甚麼「東東芫茜葱」，只知道香港必須進行嚴肅的醫療檢討，糾正歪樑，把醫管局及影響它的方方面面，乾坤扭轉，才會滿足到市民的期待，及預防未來更嚴重的人口老化危機。

80年代，香港亦面對今天的同樣問題：當年的醫療系統管理和資源分配，滿盤落索，政府無能為力，病人輪候時間長，延誤治療的慘況愈演愈烈，結果在1985年， WD Scott 顧問公司進行醫改調研，臨時醫院管理局終於在鍾士元爵士帶領下成立，醫療服務走上了十多年的正軌，當時，大家曾經稱讚：「香港的政府醫院，媲美私家醫院！」恐怕約40年後的今天，醫管局的官僚、制度和程序，繁如繩結，一環累一環，所以必須檢討醫管局以至相關癥結，在人手短缺、病人倍增、制度疊床架屋中，找出重建之路！

（四）香港人的秩序和品德重建

如社會只有物質文明，沒有精神文明，恐怕仍是暗黑不安的城市。人，是靈性動物，要治本，必須讓每個人懂得自我道德約束，否則，如何做「國際大都會，中外文化中心」？常聽到人們這兩句話，叫人不安：「有錢大晒！」、「我鍾意，吹咩！」。以往，香港以「守法」和高GDP自豪；今天，兩者都走下坡。你看：當心靈健康出了事，刁民、惡人、違法輩，處處皆是，生活的氣氛日益惡劣；社會的教化工作，實在迫切。「移風易俗」的工程，不是朝夕間便有成果，然而，它應是當局必須正視的施政部分，情況如愚公移山，當市民素質變好，政治運作才會暢順。

凡50歲以上，都可以比較出香港以往和今天，人們在品德、秩序和修養的差異。原因可能有3個，我們富裕了、思考少了、「 Me Generation 」勢大了，大家習慣任性自私。手機年代，容易產生不良人格，網絡提供敗壞的內容，一個不慎，便會腦袋中毒。

灰煙瘴氣的腐敗行為，真是「100歲唔死都有新聞」，可分4類，閱報看到這些造次行為，非常揪心。第一，是個人品德行為，例如大學生援交、少女吸毒後墮樓身亡、12歲小孩賣初夜、13歲少年群非法收債、青少年涉毒案大增35%、「港女」放貓入洗衣機、男教師上課時觀看性片、公眾地方像子彈亂飛的粗言穢語等等；第二，是家庭倫理，謀殺父母、父母虐兒拋向天花至死、亂倫新聞、借錢不遂推母親落樓梯等等；第三，是社會行為，如坐地鐵時拒絕讓座、竟然在車卡開枱打麻將、焚毀商店和提款機、「大飛」撞死執法人員、鬧市吸毒駕駛、市區放煙花、街上撒錢只求「過癮」、電視台的丈夫出軌遊戲、老師性侵學生、走廊吐痰播毒、消費券騙案、假結婚賺錢、炒賣運動租場、「人肉」霸佔公眾車位、小販拳打食環署職員、殺人後膽敢拖屍遊街、大學宿舍強姦同學等等；第四，是敵視內地的負能量，如腳踢內地遊客、杯葛國企公司、不看國產電影、討厭國民身份等等。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曾說「面對這股離心力量，這問題不可輕輕帶過……人們，存在社會每一個階層、崗位和角落……」。

很多香港人既無宗教信仰，又漠視道德信念，有人說是全球問題，故此，我們不必擔心；有人說成幸好香港有自由，這些怪象才會發生；更有人認為這只是基層的失教行為，中上層朋友，生活還是挺乾淨的。但是，如果香港人的道德繼續高速下墜，則這個城市再多的GDP，也不會真正進步及和諧，幸福的你可獨善其身嗎？目無法紀、鄙俗或無知的人，易抬槓作亂， 2019年的anti-government的起哄風險，只會伺隙待發；這精神文明的問題，絕對不只是立法監管或加強執法便可以解決的，因為「制止」不等同「善導」，要治人，先治心。政府的重大責任，就是「教化」。人的「善」，可來自家教、宗教、哲學思想，但簡單的公民教育如「上車守禮貌」、「保持清潔」等，已絕對無力，醫治不了靈魂深處。儒學曾經教導「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雖然，傳統教育的推行有一定阻力，但自我反思，才可救贖品德。當然，有人會批評這些道德重整都是「講耶穌」、「講佛偈」，但這亦反映香港人對於「禮義廉恥」的藐視，社會問題的邪惡所在。國家最近大力推行青年人品德和文化教育，便是意識到道德沉淪的危機。

中國人，有別於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便是我們可貴的儒家思想，這是數千年來，不會滅種滅國的精神力量，應是國民教育的重點。在港英年代，社會反而尊重儒家思想，我們唸書，都要學習這些規範，今天卻被矮化，或視為毒害，為什麼呢？是中國人討厭自己的文化？香港有些家長更以「子女不懂中文」為榮，那又代表什麼缺陷？

李家超須把握上任良機

所以，新一屆政府，特別是教育、民政、文化的局方，應勇敢改變以往不敢碰「意識形態」的管治傳統，放膽推動被棄置多年的中國人思想教育，官員不要只靠「講咗等於無講」的公關line to take。說話要展現道德心田；如他們也沒有內涵，在「價值取向」上遊花園，那可期待市民會自發地己立立人、關愛社會、尊重政府？

當然，香港面對的，還有其他「大山」，例如人口老化、國民教育、貧富不均（《基本法》只是說「參照低稅政策」，政府仍然有權「自行規定稅種、稅率」。當許多豪宅竟然空着，沒有人居住，不禁問：為何不參考加拿大或其他地方一樣，徵收空置稅？）、再工業化、科技新經濟及國家期盼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等，但是，我們這群「老友記」覺得以上4大問題，還是重中之重。

學者田飛龍指出，香港的領導層常缺乏「高瞻遠矚，突破前行」，對中國文化和精神的不認識，香港公務員有慣常的行政操作，但不擅於從「戰略視野」看問題、「從群眾路線獲得施政力量」。

誠心期待新一任特首可以如田先生所說，改變「長期的公務員的執行倫理」，在沒有指令下，只要是自己工作的責任，也敢主動提出解決。曾經有一個例子，某區有棵樹掉下來，4個部門，竟然互相推讓，拒絕移走。

新任特首，「武官」出身，應該把握上任後的良機，大刀闊斧，盤馬彎弓，特別是以往通才官員不敢觸碰的正確道德方向；因為光是搞好制度，但執行官員或廣大市民欠缺個人素養，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沒有上下同好，解決方案也會長出蟲。你看：政府建了很好的疫症隔離設施，竟然有人刻意破壞；所以傳統德育提醒我們，「禮義廉恥四維絕則滅」，如政府只着眼物質工作數量，不重視人民包括公職人員的內在德行，則社會問題依舊紛至沓來。

希望在各界都讚好的李家超特首履新後，市民對回歸以來社會的種種嘆息，很快成為句號。不過，特首的蜜月期過後，世情險，一場又一場的「戰局」便展開，只要他站在人民幸福的陣線，「不忘初心，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