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逆全球化之變、世界政治格局之變、新一輪科技革命之變、全球治理體系之變等，都對中國和香港未來發展有深刻影響。加上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國家和香港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2019年7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式寫入黨章，為解決世界經濟、國際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選擇。
近年，美國為保其霸主地位，幾乎用盡一切手段打壓中國。香港自然成為美國阻礙中國發展的主要棋子，導致經濟發展困難重重。香港內部存在已久的不少深層次矛盾如貧富差距、人口老齡化，乃至人口萎縮、經濟發展缺乏新引擎、人才流失、勞工短缺、住房供應不足等問題急待解決。
筆者認為，在此新形勢下，香港能否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如何為香港重新定位，謀劃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經濟發展戰略座標；而香港自身亦必須進行一系列社會結構調整和管治改革。
建設經濟發展新抓手
首先，筆者認同香港目前積極推動創新與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上月，國務院頒發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清楚表明國家和深圳對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的大力支持，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然而，國家近年數字經濟有長足發展。預計2025年，數字經濟的規模將達75萬億人民幣之巨。早於2021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當中就有章節講述「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從「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和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等四個方面做出了部署，力促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現今，內地數字科技和產業生態圈相當成熟，倘若將國家級數字產業科技核心資源之數字場景能力直接移到香港的國際化土壤，便可迅速地在香港發展數字經濟中的數字金融和數字城市產業。建議在深港兩地建立港深數字金融交易所、港深數字人民幣結算中心、數字孿生城市時空大數據中心和設計中心、深港大數據中心等；在深圳河口岸經濟帶及深圳灣南岸，覓地建設數字經濟產業園，發展建設國運級的「三數」產業──即數字金融、數字經濟和數字科技產業的新抓手。香港的獨特優勢，正是國家發展上述「三數」產業所需的國際規則、營商環境、專業服務、監管機制、商業信用等方面優勢。
新產業主導人口政策
有了此新的經濟發展方向，特區政府須有機整合原來有發展優勢的「傳統產業」、科創產業和「三數」產業，制定新的產業政策。然後據此產業政策制定相關人才政策、人力政策和人口政策；一方面引進這經濟發展新引擎所需的海外和國內人才，另一方面，引進的人才同時亦可優化香港人口結構，讓香港的社會經濟得以健康持續發展。
根據聯合國人口分析，香港預計在2050年會成為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屆時將有超過40%人口在65歲或以上。按照簡介的人口金字塔優化模型分析，香港未來15年每年最理想平均引入12萬個年齡介乎25至40歲的外來優才以及4萬個其他年齡層人士，以減輕目前人口急速老齡化的影響。鼓勵生育去優化人口結構固然需要，但其效果沒法比引入青年優才來得直接有效。及此，筆者建議，香港2050年或以後的人口規模應定為1000萬至1200萬人；因為只有足夠的增量人口，才可有效優化人口結構以及推行一系列社會結構改革，如對房屋供應階梯進行更合理的優化調整等。
圖一顯示2023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人均年齡為45歲，勞動人口佔66.8%。
圖二顯示預測2050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人均年齡為55歲，勞動人口佔51.6%。
圖三顯示預測2050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按建議輸入年輕優才及其家庭成員250萬人），人均年齡為48歲，勞動人口佔61.5%，仍比目前的數字為低。
或許有人會問，目前可開發土地供應緩慢和成本高昂，香港長遠仍須增加土地供應，豈非百上加斤？
香港一直以來對城市發展規模的規劃，都是慣用傳統的預測模型（Forecasting Model），新時代下的香港發展，必須發揮其獨特優勢，助力國家發展所需，擴大一國兩制的國際版圖，自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筆者認為，今後特區政府應適度有為地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制定長遠發展藍圖，以回溯分析法（Backcasting Model）去按所訂定目標制定土地和房屋供應需求指標。這正是筆者準備倡議新時代下的港版土地改革和房屋改革系列文章的精要。
新增土地需創新思維
可開發土地供應不足，一直制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未來新增可開發土地供應，其實可以從三大方面着手。
一是特區政府加強掌控土地供應的主導權。筆者較早前倡議「特定發展區」的概念，即利用「特定開發區」的機制，讓政府更有效地整合私有和公有土地。簡而言之，當政府有計劃在任何地區（主要在新界）進行「土地整合」成為「對香港整體社會有相當正面和足量的公眾利益」時，發展局局長將有權向行政長官提出該土地發展計劃的「土地整合」效益符合上述要求，並將其納入《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特定發展區」內，然後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審議。如此做法，並沒有嚴重影響土地業權人的利益，因為政府已為徵收私人土地制定了「收地補償收地價」的兩級制制度，按規定補償給土地業權人。再者，筆者建議，政府可考慮容許及協助土地業權人在同一個「特定發展區」內，進行「原址換地」，甚或「非原址換地」。及此，政府可考慮修改《收回土地條例》釋義內的「收回作公共用途」包括「特定發展區」。
事實上，過去發展商在新界收地的模式，是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很有耐性地去併購零散的地塊；碰到收購祖堂地時，情況更為複雜。原則上，祖堂地的出售，必須得到所有祖堂成員一致同意才可進行。故此，私人發展商能夠成功併購大面積又完整的新界土地案例不多。這也是造成新界土地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政府以《收回土地條例》徵收祖堂地去整合土地資源，更為快速有效。再者，政府徵收私人土地的價格非常透明，發展商也樂意將手頭的零碎土地讓政府收回。此舉有助於激活大量困死多年的新界土地資源。只要政府在土地整合時，對受影響人士作足夠的補償和適當的安置，在規劃上充分考慮城鄉共融，保育好生態、文化和人文資源，尊重原居民的傳統風俗和享有權益，這港版土地改革倡議，定能為香港建造更美好未來墊下良好基礎。
如此做法，過去由發展商主導的土地改劃情況，將改變為政府主導的土地整合，是政府掌控土地供應主導權的關鍵。
二是在深圳河和深圳灣南岸，最大程度在不影響生態環境前提下，積極覓地，提供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用地。
三是在港島之南目前仍是珠海行政管轄水域中填海造地，連接交椅洲人工島，滿足香港更長遠發展用地需求。此觀點，筆者2017年所發表的「海上飛地」主張已詳細說明，在此不贅。
為發展劃定保育底線
上述所提及的「特定發展區」概念，仍須有其他配套研究支撐。例如，建議特區政府對郊野公園的目前狀況作科學深入研究，認真找出多年前制定的「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地形和生態狀況，是否仍有空間騰出作可開發用途。與此同時，亦須檢視郊野公園周邊或其他區域，是否有土地適合被納入新的郊野公園範圍，從而為市民整合一個更合理的「後花園」系統。
另一方面，建議政府與多個關注自然環境保育團體，共商制定一套綜合保育藍圖，將所有大家認為必須絕對保留的生態土地、優質農地、關鍵濕地、文化古蹟等詳細列明，並加以註釋。這樣便可就發展劃定保育底線形成共識，確保政府不會在編劃「特定發展區」時，忽略保育的重要性。
貧富懸殊、房價高昂、人口老化等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然而，香港這片福地，以其獨特優勢，助力國家戰略發展。倘若國家用好這全中國最開放、最自由、最為國際社會接受的營商環境，以國家級新興產業帶動香港經濟再起飛，根據產業政策制定相對應的人才政策和人口政策謀劃長遠未來，建造全球最開放、最國際化和中西文化最交融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將成為全國甚或全球最受歡迎和最宜居城市，讓這東方之珠永續發光。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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