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場現形記|林沛理

最壞的情況就是，香港已經由一個大致上優勝劣敗的英才主義社會，變成一個凡事皆講關係、沒有對錯和好壞、只有親疏和敵我的「自己人社會」。

在新冠疫情嚴峻的環境下，辦大型派對為自己慶祝生日是極度自我中心甚至自私自利的行為，心理學家會說這是「自戀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耐人尋味的是，包括警務處處長、廉政專員和入境事務處處長等政府高官，以及多達20名立法會議員，竟然在百忙中「出席助興」。派對的主人家既非商賈巨富，也不見得是政壇的重量級人物，為何有如此大的號召力？為釋狐疑，我看了看這位仁兄的銜頭──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委員會委員和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彷彿在一剎那瞥見香港的未來。

民粹主義退場剩下親疏敵我？

自選舉制度「被完善」後，香港的從政者、機會主義者、向上爬者和仕途主義者（careerist）的討好對象不再是普羅大眾，而是治港的愛國者。能夠當上人大代表和選舉委員會委員，自然是貨真價實的愛國者；難怪幾位應該「比白還白」（whiter than white，意思是聲譽清白無瑕，從沒行差踏錯）的政府官員會毫不避嫌，更不顧他們「職位的尊嚴」（dignity of the office），出席生日派對。

也許這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無可奈何的民粹主義（populism）花落去，似曾相識的裙帶主義（nepotism）燕歸來。民粹主義曾經令香港人吃盡苦頭，它的撤退不值得惋惜；但裙帶主義隆重登場，何嘗不會是香港人的大禍臨頭？這一點，特首林鄭月娥本人應該知之甚詳。民粹主義幾乎令香港無法管治，但靠裙帶關係進入政府高層的人又如何有效管治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是傳媒最早報道出席生日派對的高官，特首更點名責備。上任以來，徐氏除了證明自己是個稱職的監誓人，還可以勝任什麼工作，必定令特首費煞思量。這樣的「人才」，為何能夠成為香港歷來最年輕的局長級高官之一？不是裙帶關係是什麼？

連應該與政界和商界保持「批評性距離」（critical distance）的警務處長和廉政專員也覺得非出席這個生日派對不可，這是否證實了某些人「對最壞情況可能發生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confirm their worst fears）。這個最壞的情況就是，香港已經由一個大致上優勝劣敗的英才主義社會（meritocracy），變成一個凡事皆講關係、沒有對錯和好壞、只有親疏和敵我的「自己人社會」（insider society）。在一個自己人社會，才幹和能力作為成功的入場券（ticket to success），其重要性已被利益關係和人際網絡（network and connections）所取代。你想做什麼人，就要跟什麼人有聯繫。你不是自己人，就準必是外人（If you’re not inside, you’re outside）。

愛國是極難維持的姿勢

當然，政治本是「自己人的遊戲」，用人唯親也一直是官場的潛規則，特別重視關係和門路更是華人社會的流弊積習。香港從來不是”meritocracy”，回歸後不是，回歸前也不是，更非始自林鄭月娥的管治。林鄭也許把任命重要官員用作政治酬庸，但她視為「公務員典範」的前特首曾蔭權，不是在任內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地提出所謂「政黨親疏有別論」嗎？他這樣做，就是以最公開的方式公告天下：他的執政班子是個不折不扣的「自己人團隊」，並且不會為此向任何人道歉。

但我們還是要特別警惕。「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落實不足一年，香港的官場文化已大變。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慨歎，自然是極難維持的姿勢（To be natural is such a very difficult pose to keep up）。在今日香港，很多人慨嘆，愛國是極難維持的姿勢（To be patriotic is such a difficult pose to keep up）。於是，想做愛國者的人（would-be patriots）試圖透過與「已獲認證的愛國者」（certified patriots）扯上關係而增加自己的愛國者資格。高官出席生日派對這場鬧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的。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